翻开我国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扩招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除少数年份外招生数额一直呈增长趋势。 1999年5月，教育部宣布将大幅度扩大该年度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并且在今后几年将继续扩大。自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空前发展时期。其中1999-2002年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平均年递增率为42．4％，而1978- 1998年20年间，这一指标为5．1％。近几年扩招已愈演愈烈，尽管扩招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且也是大势所趋，但针对当前盲目扩招的状况，笔者认为探讨扩招的利弊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大学扩招的有利因素
对于大学扩招，主要有以下有利因素：
1．提高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分配工作，因此考上大学就等于拿了“铁饭碗”，就成了国家干部，人们认为高考是最好的出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流传几千年，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现在大学急剧扩招，门槛越来越低，高中升学率持续上升，进入普通高校不再是难事。据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北京的录取比率达到70．8％，广东省的录取比率与2002年持平，陕西达到 56．47％，江苏为70％，江西为62％，湖北为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考录取率都是比较大的。现在家长、学生和高中学校所关心的不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
2．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1600万人，全国普通、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达 1462．52万人，其中，普通高校903．36万人，成人高校 559．16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62．98万人和103．18万人，增长25．63％和22．63％。研究生发展较快。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共招收研究生20．26万人，比上年增加 3．74万人，增长22．65％。在学研究生5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0．78万人，增长27．41％。从数量上衡量，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指标有相当大的差距。经过近几年的扩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初步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
3．推迟初次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当前阶段，正是人口出生率高峰期所诞生的婴儿成长时期，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特别多，教育可以使更多的人呆在学校，减少当前的就业人数，降低就业压力。有数据表明，1995年幼儿园学生规模最大，这批人在1997年进入小学，实现了小学规模最大化，从1990年到2002年初中阶段学生规模依次递增，小学六年教育到2003年达到顶峰。从高中阶段和高等学校阶段看，学校平均在校生依年份递增，至目前还没有达到顶峰。这一方面反映出生高峰期学生高潮正随年龄增长逐渐上移，另一方面反映了高教扩招的效果。显然，如此庞大的群体一旦进入就业队伍，势必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发展高等教育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是按学龄期学生人数比例发展教育的必要措施。
4．发展经济，拉动内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低谷，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市场疲软、消费热点消失等问题，而高等教育一直供不应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学界呼吁：应大幅度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借此拉动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的实施扩大和发展了教育产业，使教育成为一门热门投资行业，增加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和消费，也增加了教育从业人员，带动了教育相关行业的发展。
5．实现教育发展阶段性飞跃。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探讨数量增长与性质变化的关系，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因此，我国大规模扩招，也是提升教育发展阶段，使更多的适龄青年享受教育的一个措施。
二、大学扩招的不利因素
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角度看，扩招显然利大于弊。但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呈现出许多弊端，对高等教育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主要有：
1．升学扩招。实际以降低分数，放低要求和标准为代价，使扩招的一般高校学生平均素质降低。研究表明，人类的智力发展成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的和特别低的人群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这种数量结构在一定的人群规模下是稳定的。因此，当高智商的人被招收到大学之后，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就只能降低质量向低层次人群发展。以辽宁省为例，1998年第一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512分，1999年为465分，分数线如此大的差异足以说明两年录取新生的学习质量有着明显的差距。
2，改革“精英式教育”而实行“大众化教育”，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种不良现象增加。如“硫酸泼熊现象”、“马加爵现象”、“木子美现象”等。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并不与扩招存在必然联系。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低素质的学生进校后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规模扩大而造成的管理和道德教育上的缺位引发的。扩招之后，不安于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的现象明显增多；各种标新立异，道德缺失的行为大量存在。扩招后教育经费的紧张造成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补贴、扶贫金的有限使得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得不出去打工，追求各种诱惑增多。这些都对整个校园的学风、道德、文化环境造成强大的冲击。
3．教育管理难度加大，管理事物增多。上述情况的存在，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学校不得不加强学生的日常管理，从思想行伪到学习指导，从学籍管理到自强自律，都要学校督促。思想教育也成了各高校另一个教育重点。这实际上是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式的下移，即本该高中完成的任务现在要由大学来做。扩招后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异很大，基础差的学生大幅度增加，补考现象明显增多。为改变这种现象，一些学校不得不改变教学计划，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基础上又分别设立了提高班、加强班。这无形中给学校本来紧张的师资又增添了负担。其他方面如教务运行规划、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考试制度改革、教学管理手段和管理人员队伍素质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不相适应的问题。
4．扩招给后勤服务带来巨大压力，教学资源日益紧张。目前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剧增，而教室、实验室乃至操场等教学及学生活动场地面积并没有大量增加，据不少导师和研究生反映，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对学校图书馆的利用程度不高，不是新书难以及时上架，就是上架的新书不见踪影。一些院校的理工科专业实验室，在原本由一人或两人操作的实验位置上，现在要安排三四个学生，甚至更多。部分实验课，有时不得不改为表演课。有不少研究生对住在校区外和同寝室人多(如4人)不满意。其主要原因是，在扩大招生规模之后，生活、学习所必须配套的硬件设施的建设速度和完善程度，未能较快地满足研究生的需求和期望。
5．教育环境、师资问题日益突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增加师资，如果师资跟不上，生师比提高过快，教师负担过重，精力投入不足，就会影响授课质量。如果师资也以同样速度增长，有可能又会因师资规模增加过快而导致整体师资水平下降，同样影响教学质量。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按其目前的在校生规模和国防科工委批复的生师比14：1计算，仅本专科教学需要专任教师950人，现在该校一个学年中为本科生讲过课的教师却只有约600人，不得不安排了许多合班大课，甚至有些外语课也不得不合班上课。据调查，该校目前教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为本科生上课的比例只有约 50％，相当多的院系一半以上的教授从不为本科生上课。
6．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出口不畅，就业向低层次发展，社会对人才文化程度的需求呈梯度攀升。由于全国高校大幅度扩招，本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了考研。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1999年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初次就业率为82％，即有18％的本专科毕业生在派遣工作结束时尚未落实就业岗位。2001年，有关部门计算出207所高校10个一级学科毕业生的平均初次就业率为74％。然而，一些专业的硕土毕业生就业难也已初见端倪，逼迫已初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刚进入市场就业就不得不面临提高学历层次的问题，一时间高学历教育热风靡中华大地。与此同时，由于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附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能干的工作。其结果，原本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情现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情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产生，且愈演愈烈，人力资源被无谓浪费，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
7．研究生、博士生含金量逐渐降低。教育的“过度”导致了知识的失业，反过来，知识的失业又促进教育层次的进一步扩张，由于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越来越被动，普通高校不遗余力争上硕士点、博士点，名校则拼命扩大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事实上，知识水平的升级并没有与教育层次的升级成正比例，研究生教育存在着“炒现饭”的现象，一些研究生专业并没有比本科生教育增加多少知识点。本科及本科以上三大学历层次的知识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三者间的能力档次已不是十分明显。另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也是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研究生中“1／4时间挣钱，1／4时间谈恋爱，1／4时间学外语，1／4时间搞专业”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8．精英教育机构承担着大众化教育的任务。理论上，精英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理论性、学术型人才；大众化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实用性、职业型技术人才。两者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不同。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精英型的大学，一般不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有的也办大众化教育，大多是另设附属机构，另搞一套模式。大众型人才的培养，是由社区学院、多科性技术学院、短期大学、开放大学等来承担的。但中国当前的情况不是如此。1999年扩招以来，大量的扩招任务落在原有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身上，重点大学也承担了沉重的扩招任务。除原已承担的成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等之外，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又增办高职学院、网络学院，还纷纷增办二级学院。普通高等院校，包括重点大学，由于承担繁重的大众化任务，办学力量分散，教育资源分散，承受着猛烈的大众化教育的冲击。近年来，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事实令人担忧。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减轻大众化给予精英教育机构的压力。
三、对高教管理的建议
显然，大学扩招对大学教育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何减少弊的影响而增加利的因素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实行适度规模扩展；另一方面，要求各大学不断改善条件，扩充师资，完善管理，实现资源优化升级，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不遗余力地保证教学质量。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1．高等教育的规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度超前发展，但不能随意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规模应该平衡地、适度地发展，不能搞“大跃进”。在增长的方式上，高等教育应该走外延式发展道路，着重增办国家财政负担较轻的民办高校和人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同时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疏通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各种渠道，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办高等教育。要引进国外资金举办高等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和个人捐资办学，实行缴费上学等措施，保证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其规模发展速度相适应。
2.根据不同的高等教育形式，建立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建立社会、政府、学校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加大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力度。进一步提高对教学质量工作的认识，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证体系，建立和各级各类人员的质量责任制。
3．明确发展地位和办学目标，办特色学校。任何大学，都应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模式与经验。由于各学校的师资条件，教育资源和文化环境不同，因此，每个学校应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而不都办大而全、小而全的普遍一律的综合性大学。一个学校的好坏不在其规模的大小，而在其输送的人才质量。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如美国常青藤联校，其招生规模严格限制，宁缺毋滥。正是这种理念使其几百年都是世界一流学府，维持着良好的声誉。因此，像北大、清华等名校就应该以精英教育机构为发展方向，限制招生规模，减少大众化教育任务，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在有限的精英人才培养上，集中力量以保障、提高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学府。大规模扩招，反而会削弱其实力，使本来有限的资源分散，降低培养水平。
4．加强师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稳定教师队伍。制定并执行好教师资格制度、教师晋升制度、教师淘汰制度和教师退休养老制度。吸收社会上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或兼任教学工作，让先进思想、先进科学技术进入课堂、融入学校的教学之中。教师队伍在数量上要保持与学校规模相当的师生比，而不能一味地提高。学校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吸引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要把培养中青年教学骨干与培养学术带头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保障教学投入，加强教学基本设施建设。随着招生规模扩大，学生住宿，教室，实验室、课外活动场地等均日趋紧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教学基本条件作保障，教学质量无从谈起。学校应根据发展规模保障教学投入比例。
5．加强学风建设。改革考试制度和用人制度，引入党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不以一次考试定终身，不仅仅凭考试成绩定前途。建立学生能力档案、业务档案和品行档案，保证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目标的实现。学校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同时要严明学习纪律，坚决排除一切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营造弘扬正气：崇尚科学的校园文化氛围。
6．深化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要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加强专业建设，调整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使高等教育的专业更加贴近社会，同时保证基础学科的发展。调整好高等教育专业、规格、层次的结构比例和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加大对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切实改变落后的教学模式，学习、引进和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先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大力提倡使用先进教材，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不断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教学管理手段现代化。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轻装上阵，围绕着国家经济和社会需要自主地确定本校的发展计划和制定发展措施。
一、大学扩招的有利因素
对于大学扩招，主要有以下有利因素：
1．提高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分配工作，因此考上大学就等于拿了“铁饭碗”，就成了国家干部，人们认为高考是最好的出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流传几千年，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现在大学急剧扩招，门槛越来越低，高中升学率持续上升，进入普通高校不再是难事。据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北京的录取比率达到70．8％，广东省的录取比率与2002年持平，陕西达到 56．47％，江苏为70％，江西为62％，湖北为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考录取率都是比较大的。现在家长、学生和高中学校所关心的不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
2．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1600万人，全国普通、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达 1462．52万人，其中，普通高校903．36万人，成人高校 559．16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62．98万人和103．18万人，增长25．63％和22．63％。研究生发展较快。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共招收研究生20．26万人，比上年增加 3．74万人，增长22．65％。在学研究生5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0．78万人，增长27．41％。从数量上衡量，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指标有相当大的差距。经过近几年的扩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初步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
3．推迟初次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当前阶段，正是人口出生率高峰期所诞生的婴儿成长时期，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特别多，教育可以使更多的人呆在学校，减少当前的就业人数，降低就业压力。有数据表明，1995年幼儿园学生规模最大，这批人在1997年进入小学，实现了小学规模最大化，从1990年到2002年初中阶段学生规模依次递增，小学六年教育到2003年达到顶峰。从高中阶段和高等学校阶段看，学校平均在校生依年份递增，至目前还没有达到顶峰。这一方面反映出生高峰期学生高潮正随年龄增长逐渐上移，另一方面反映了高教扩招的效果。显然，如此庞大的群体一旦进入就业队伍，势必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发展高等教育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是按学龄期学生人数比例发展教育的必要措施。
4．发展经济，拉动内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低谷，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市场疲软、消费热点消失等问题，而高等教育一直供不应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学界呼吁：应大幅度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借此拉动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的实施扩大和发展了教育产业，使教育成为一门热门投资行业，增加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和消费，也增加了教育从业人员，带动了教育相关行业的发展。
5．实现教育发展阶段性飞跃。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探讨数量增长与性质变化的关系，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因此，我国大规模扩招，也是提升教育发展阶段，使更多的适龄青年享受教育的一个措施。
二、大学扩招的不利因素
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角度看，扩招显然利大于弊。但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呈现出许多弊端，对高等教育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主要有：
1．升学扩招。实际以降低分数，放低要求和标准为代价，使扩招的一般高校学生平均素质降低。研究表明，人类的智力发展成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的和特别低的人群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这种数量结构在一定的人群规模下是稳定的。因此，当高智商的人被招收到大学之后，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就只能降低质量向低层次人群发展。以辽宁省为例，1998年第一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512分，1999年为465分，分数线如此大的差异足以说明两年录取新生的学习质量有着明显的差距。
2，改革“精英式教育”而实行“大众化教育”，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种不良现象增加。如“硫酸泼熊现象”、“马加爵现象”、“木子美现象”等。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并不与扩招存在必然联系。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低素质的学生进校后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规模扩大而造成的管理和道德教育上的缺位引发的。扩招之后，不安于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的现象明显增多；各种标新立异，道德缺失的行为大量存在。扩招后教育经费的紧张造成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补贴、扶贫金的有限使得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得不出去打工，追求各种诱惑增多。这些都对整个校园的学风、道德、文化环境造成强大的冲击。
3．教育管理难度加大，管理事物增多。上述情况的存在，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学校不得不加强学生的日常管理，从思想行伪到学习指导，从学籍管理到自强自律，都要学校督促。思想教育也成了各高校另一个教育重点。这实际上是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式的下移，即本该高中完成的任务现在要由大学来做。扩招后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异很大，基础差的学生大幅度增加，补考现象明显增多。为改变这种现象，一些学校不得不改变教学计划，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基础上又分别设立了提高班、加强班。这无形中给学校本来紧张的师资又增添了负担。其他方面如教务运行规划、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考试制度改革、教学管理手段和管理人员队伍素质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不相适应的问题。
4．扩招给后勤服务带来巨大压力，教学资源日益紧张。目前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剧增，而教室、实验室乃至操场等教学及学生活动场地面积并没有大量增加，据不少导师和研究生反映，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对学校图书馆的利用程度不高，不是新书难以及时上架，就是上架的新书不见踪影。一些院校的理工科专业实验室，在原本由一人或两人操作的实验位置上，现在要安排三四个学生，甚至更多。部分实验课，有时不得不改为表演课。有不少研究生对住在校区外和同寝室人多(如4人)不满意。其主要原因是，在扩大招生规模之后，生活、学习所必须配套的硬件设施的建设速度和完善程度，未能较快地满足研究生的需求和期望。
5．教育环境、师资问题日益突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增加师资，如果师资跟不上，生师比提高过快，教师负担过重，精力投入不足，就会影响授课质量。如果师资也以同样速度增长，有可能又会因师资规模增加过快而导致整体师资水平下降，同样影响教学质量。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按其目前的在校生规模和国防科工委批复的生师比14：1计算，仅本专科教学需要专任教师950人，现在该校一个学年中为本科生讲过课的教师却只有约600人，不得不安排了许多合班大课，甚至有些外语课也不得不合班上课。据调查，该校目前教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为本科生上课的比例只有约 50％，相当多的院系一半以上的教授从不为本科生上课。
6．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出口不畅，就业向低层次发展，社会对人才文化程度的需求呈梯度攀升。由于全国高校大幅度扩招，本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了考研。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1999年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初次就业率为82％，即有18％的本专科毕业生在派遣工作结束时尚未落实就业岗位。2001年，有关部门计算出207所高校10个一级学科毕业生的平均初次就业率为74％。然而，一些专业的硕土毕业生就业难也已初见端倪，逼迫已初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刚进入市场就业就不得不面临提高学历层次的问题，一时间高学历教育热风靡中华大地。与此同时，由于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附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能干的工作。其结果，原本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情现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情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产生，且愈演愈烈，人力资源被无谓浪费，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
7．研究生、博士生含金量逐渐降低。教育的“过度”导致了知识的失业，反过来，知识的失业又促进教育层次的进一步扩张，由于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越来越被动，普通高校不遗余力争上硕士点、博士点，名校则拼命扩大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事实上，知识水平的升级并没有与教育层次的升级成正比例，研究生教育存在着“炒现饭”的现象，一些研究生专业并没有比本科生教育增加多少知识点。本科及本科以上三大学历层次的知识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三者间的能力档次已不是十分明显。另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也是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研究生中“1／4时间挣钱，1／4时间谈恋爱，1／4时间学外语，1／4时间搞专业”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8．精英教育机构承担着大众化教育的任务。理论上，精英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理论性、学术型人才；大众化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实用性、职业型技术人才。两者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不同。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精英型的大学，一般不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有的也办大众化教育，大多是另设附属机构，另搞一套模式。大众型人才的培养，是由社区学院、多科性技术学院、短期大学、开放大学等来承担的。但中国当前的情况不是如此。1999年扩招以来，大量的扩招任务落在原有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身上，重点大学也承担了沉重的扩招任务。除原已承担的成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等之外，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又增办高职学院、网络学院，还纷纷增办二级学院。普通高等院校，包括重点大学，由于承担繁重的大众化任务，办学力量分散，教育资源分散，承受着猛烈的大众化教育的冲击。近年来，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事实令人担忧。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减轻大众化给予精英教育机构的压力。
三、对高教管理的建议
显然，大学扩招对大学教育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何减少弊的影响而增加利的因素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实行适度规模扩展；另一方面，要求各大学不断改善条件，扩充师资，完善管理，实现资源优化升级，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不遗余力地保证教学质量。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1．高等教育的规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度超前发展，但不能随意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规模应该平衡地、适度地发展，不能搞“大跃进”。在增长的方式上，高等教育应该走外延式发展道路，着重增办国家财政负担较轻的民办高校和人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同时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疏通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各种渠道，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办高等教育。要引进国外资金举办高等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和个人捐资办学，实行缴费上学等措施，保证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其规模发展速度相适应。
2.根据不同的高等教育形式，建立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建立社会、政府、学校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加大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力度。进一步提高对教学质量工作的认识，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证体系，建立和各级各类人员的质量责任制。
3．明确发展地位和办学目标，办特色学校。任何大学，都应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模式与经验。由于各学校的师资条件，教育资源和文化环境不同，因此，每个学校应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而不都办大而全、小而全的普遍一律的综合性大学。一个学校的好坏不在其规模的大小，而在其输送的人才质量。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如美国常青藤联校，其招生规模严格限制，宁缺毋滥。正是这种理念使其几百年都是世界一流学府，维持着良好的声誉。因此，像北大、清华等名校就应该以精英教育机构为发展方向，限制招生规模，减少大众化教育任务，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在有限的精英人才培养上，集中力量以保障、提高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学府。大规模扩招，反而会削弱其实力，使本来有限的资源分散，降低培养水平。
4．加强师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稳定教师队伍。制定并执行好教师资格制度、教师晋升制度、教师淘汰制度和教师退休养老制度。吸收社会上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或兼任教学工作，让先进思想、先进科学技术进入课堂、融入学校的教学之中。教师队伍在数量上要保持与学校规模相当的师生比，而不能一味地提高。学校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吸引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要把培养中青年教学骨干与培养学术带头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保障教学投入，加强教学基本设施建设。随着招生规模扩大，学生住宿，教室，实验室、课外活动场地等均日趋紧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教学基本条件作保障，教学质量无从谈起。学校应根据发展规模保障教学投入比例。
5．加强学风建设。改革考试制度和用人制度，引入党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不以一次考试定终身，不仅仅凭考试成绩定前途。建立学生能力档案、业务档案和品行档案，保证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目标的实现。学校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同时要严明学习纪律，坚决排除一切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营造弘扬正气：崇尚科学的校园文化氛围。
6．深化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要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加强专业建设，调整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使高等教育的专业更加贴近社会，同时保证基础学科的发展。调整好高等教育专业、规格、层次的结构比例和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加大对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切实改变落后的教学模式，学习、引进和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先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大力提倡使用先进教材，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不断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教学管理手段现代化。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轻装上阵，围绕着国家经济和社会需要自主地确定本校的发展计划和制定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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