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
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
《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
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
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
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