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植物病理学一直以病原学和病原生物学为核心,防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病原物的生物学特性、侵染程序和侵染环节,防治的目标集中于消灭病原物或防止侵染,“防治病害”几乎成了“防治病原物”的同义词。整个病害防治的研究不能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基本上是忽略环境和人为因素,把病原物孤立起来加以研究,未能将病三角和人为因素等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而事实上生态调控和人为因素是病害防治的重要因子。由于人为的过分干预,植物病害系统从原本的病三角不断演化成病四角关系,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使本来较为稳定的生物群体出现了较大的失衡,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也改变了植物病害系统,使得有些病害发生趋于严重。从1885年波尔多液的问世起,农药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农药的发展也进入到无机农药时代,尤其是二战后DDT和其他合成有机农药的出现,对植物病害防治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大影响,农药也凸显其世纪性的意义。但是,这个阶段的相当长时期,人类过分追求农产品的高产出,防治对象直指某一病原物,导致过度依赖化学防治方法,开始大面积大量使用农药,造成严重的农药污染、病原物抗药性增强、农药残留超标、生态平衡的破坏,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病害防治问题,如水污染、土壤受侵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片面追求粮食产量,人类变森林、山脉和湿地为耕地,更加大了农业生产产量与环境质量的矛盾。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在病害防治策略上,迫切需要有一次质的飞跃,即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