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意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
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
在现代社会这个充斥着大量以安逸为主要旋律的大背景之下，许多人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是十分惬意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对自己没有更高的追求。
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积压着无数的痛苦和忧虑，但是通过自己不断地突破这些障碍，进而逐渐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活跃了自己的情绪状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以认识到在今天这样的大环境中依旧是有许多人追求这样的精神状态。
内心困苦，心思阻塞这一切都不可怕，古代的贤才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我们自己昂起头直面人生，那么风雨后也终会见彩虹。
扩自资料：
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磨练其人心志，以饥饿和困乏考验其人身形，扰乱其人业已开始的行动，目的就是要用上述这些艰难困苦来触动其人之心灵，坚韧其人之性格，增加其人原本没有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心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心绪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
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了。
3、赏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
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
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
“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之于一个民族而言，忧患精神代表追求中国复兴梦的早日实现，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取得进步，但同比世界发达国家而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是对民族发展的一种规划。如果我们只是单纯享乐，安于发展现状，中国将快速走向衰落。
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安乐死”。它指的是让上了年纪的人在未经历任何病痛、安逸舒适的情况下寿终正寝的一种方法。其实，细究起来，这“安乐”与“死”还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人把这段话概括为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说：人常常处于忧患即逆境当中，会愈挫愈强，其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能力会大大提高；反之，人常常处于安乐即顺境当中，会消磨志气，一旦离开了安乐的环境，就会因无所适从而死去。
人的生存是如此，动物的生存也情同此理。曾经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草原上的马的体型变得臃肿，奔跑的速度也大不如前。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少了天敌——狼的威胁。没有了狼在后面拼命追的生存忧患，经常处于养尊处优的安逸环境中，马的奔跑速度乃至体型都发生了明显的不利于自己的变化。一旦天敌重新出现，它们面临的只能是乖乖受死的下场。这可以作为“安乐必死”的一个旁证。
当然，我们说“安乐必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合时宜地“安乐”。
在太平盛世，于居安思危之外，追求一点安逸，享受一点快乐。在繁忙的工作之后来点放松，在紧张的学校之外来点休闲，也未尝不可。这样的“安乐”不会使人“死”去，反而会使人活得更加健康。
然而，如果是处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你还不合时宜地一味沉浸在安逸和享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中打发光阴，在醉生梦死里消磨人生，那就必死无疑。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看不到来自北方的魏国的进攻威胁，而让自己沉浸在无休止的寻欢作乐之中。结果不仅导致蜀汉王朝的灭亡，还使自己成了司马氏手下的一个囚徒。这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使他警醒，他还是一味地沉浸在司马氏为他设计的“温柔的陷阱”之中，以至“乐不思蜀”。最后只能让酒色淘空自己的身体，成了一具灵魂的空壳、活着的死尸。
“安乐必死”的条件之二是不加节制地“安乐”。宋代文豪欧阳修写过一篇《伶官传序》。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庄宗的兴衰归结为十二个字：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应该说，庄宗的下场是很惨的，竟然死在了自己一直宠幸的伶人手里。本来嘛，作为帝王，有点个人的爱好，看看表演，听听戏也没有什么的，用它们来调节一下单调寂寞的“孤家寡人”的生活也未尝不可。但这得有个限度。万一超过了这个限度，像庄宗一样宠幸伶人到让他们手握重权，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这样不加节制的“安乐”，庄宗最后不“死”那才怪呢！
当代的统治者，难道不应该牢记“安乐必死”的教训，以阿斗和庄宗为戒吗？
居安思危，无论是对于国家治理还是个人处事都不能安于现状，要有忧患意识，不断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