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陬城）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孔子不但是我国两千多年的“至圣先师”，今天也同样受到世人尊敬和推崇。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足可见孔子思想之伟大。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又因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
孔子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三寸（今1.9米以上），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 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可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母亲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孔子墓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三百年以来的发展史同儒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系统评价了这些观点，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编辑本段]教育贡献
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又因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
孔子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三寸（今1.9米以上），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 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可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母亲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孔子墓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三百年以来的发展史同儒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系统评价了这些观点，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编辑本段]教育贡献
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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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2-24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三百年以来的发展史同儒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系统评价了这些观点，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三百年以来的发展史同儒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系统评价了这些观点，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第2个回答 2008-12-25
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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