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那么就请从头看起（比较多，我适当删减给你转载一下）：
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有虞时代舜所设庠，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我们从上古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开启了私学教育。
夏商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国家就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到了商代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发现当时的学校还被称为：大学、右学等，教育的对象主要面及贵族子弟，学习内容以文武、礼仪、乐舞等为主，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师则由巫师、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
周时期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而乡学则多称为庠、序、校、塾等。《礼记. 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前期，因战事频仍，学校教育以武事为主，而西周后期政权稳定，开始倾重文化教育。当时大学学习以礼、乐、射、书为主，而小学则多学六艺基础知识。而此时的教育依然一贵族教育为主，平民是很难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
出土于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康王就对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做官，我要你进我的小学。”。
教育内容
一为书、数，西周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学校教授基本的计算方法，类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样。二为射、御，主要教授学生驾驶车辆、战马，并学习射击等内容。三为礼、乐，此部分主要学习《周礼·春序》中记载的吉，凶，宾，军，嘉等礼仪规范。
教育方向
一为西周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习上涉猎广泛，文武兼备，周成王对伯禽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这个意思。二为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在实际中熟练应用。三为周朝的教育侧重点不同，有前重武后重文现象。
教育特点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在官府”，而且还专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礼·地官司徒》说：“闾共祭器，旅共表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当时是多么重要的物什。
东周时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周王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开始为政一方，不受管制。诸侯开始在设立自己的官学，称为“痒宫”。然而此时的教育开始由官方向民间延伸和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当时教育的典型写照。孔子出名正是因为他开创了私人办学先河。之后诸子百家多是各自立学说，招门生，既是教育，又是宣传。由于战乱频仍的关系，各国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而私学的盛行正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繁荣。此时的教育脱离了官学形式的束缚，开始变的多样性，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从生到死，从和平到战争，从法律到诉讼，无所不包。诸侯开始脱离官办教育的角色，主要以“养士”来吸引人才。教育特点上首先内容无所不包，其次学宗百家，三为讲求实践与实际相结合，且教育场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为教育平民化。
秦代：后，初设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因多爱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批评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之后，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办私学，焚书坑儒，屠杀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击。
汉代：。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两汉时期，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中央设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办学以后，地方学府兴起，由行政长官兼管。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兼插六艺，在辞、赋、画、书等方面也无所不包。
私学方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发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学接近。幼年以认字教育为主，少年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青年以研究和应用为主，基本和官办学校教授内容相同。
魏晋南北朝：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衰落，士族阶层转而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学清谈”。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内容除官学外，已不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观点，不再学宗一师，且不主张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讲究清净无为。
地方私学兴盛起来，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进而士族家庭人数繁多，逐渐形成了世族势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学为主，更兼玄学及博弈书算方面，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教授知识面也逐渐变广。此时民间多学经学，而贵族家庭则更倾向诗、书、朝仪等方面，有些家族则世代只通一门，或历史，或礼仪，或琴棋书画，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隋唐教育的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国家教育模式也摆脱了汉代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兼顾佛道思想，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通六艺的发展方针。
隋文帝开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设寺祭酒转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学等充当老师。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教授法律。由于隋初学校系统发达，学生众多，但人才鲜少，隋文帝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国子寺一所综合式学校。国子学后改称太学，而隋炀帝以后，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并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隋炀帝好兴边事，战争不断，学校教育最终变的徒有其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于创制之初，规矩尚不完备，考试内容、方式等没有定式，所以对国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响。
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唐高祖建制以后，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两所贵族式学校。地方设立州学、县学。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还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学生来源也屏弃了魏晋唯出身的陋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则天还创设武举，以选拔武术人才。唐朝后期，韩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唐朝教育随着国力日盛，继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僧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据统计，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在学人员达到6万多人，各科人才备出，专科优异也可为官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二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督导学生学业。设主簿一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监。府州县学学生由长史掌管。国子监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主管经学教授。老师多以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充当。
弘文馆则是主要生源。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国子监为文武三品以上，太学五品以上，四门学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学优异者都可参加。律学、书学和算学需八品以上并兼收社会专攻型人才。级别上，弘文馆、崇文馆最高，国子监次之。中央学校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人才。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平民入学者称“俊才”。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入学时间也不相同。毕业年限分6年和9年两种，按学习科目划分。
官学分旬试、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试即10天一考，考试内容为背诵和讲解儒家经典。岁试即年终考试，考试内容以年内所学所有课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个分数线。下等为不及格，需重新学习，不及格三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监祭酒监考。各学学生能通二经者，平民能通三经者，才有资格考试。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级学校学习，直至升入太学、国子监学习。
宋代：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皇帝采取“重文轻武”政策来缓解武将谋国的压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这一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重用儒臣，实行儒臣执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后后，提倡“用文德礼治”，“遵周孔之礼”，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同时讲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即“庆历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内容有在州县设立学校，扩大太学和国子监规模，增加讲经博士人数，规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改为策、论、诗赋三种。但运动因组织者范仲淹被罢黜官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
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始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导，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即所为三舍法，下舍成绩优秀升中舍，中舍优秀升上舍。熙宁四年五月在地方设立官学，拨学田，置小学教授。十月颁布“三舍法”，改革太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布太学令。改革科举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本于学校”，提出停止明经试科，增加进士名额，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和墨义内容，改为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各类专科学校。王安石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汇编成《三经新义》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统一经学教材。此次兴学运动时间长，成效大，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兴学运动也中途而废。
* 第三次兴学运动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始，这年八月，诏天下兴学，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升太学。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诏以学校取士，停废科举。崇宁兴学的目的在于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中的改革内容，学校制度变化不大。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两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人，经济发达，使得国人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受教育的目的，怎么教育人，各时期没有统一观点。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为国家政治服务。范仲淹主张学以研究，为国家体制的改革服务。陈亮等人主张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功名，建功立业。这时期的学派代表都主张”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学习。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主张受教育要“明天理，灭人欲”，主张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品德，强调教育的连续性，提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学的基本用书。
辽金两国的教育
辽金两朝为了巩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笼络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并举行科举考试，推崇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教育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本民族，辽金还设立了特殊学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创设女真国子学，仅限金人子弟优异者入学。地方还设立女真学府及京外医学。在宫廷还设立宫廷学校，专门教授宫女。
元朝教育的低迷
元朝统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学校。地方上各级行政区域除设立普通官学外，还设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医学，蒙古学，阴阳学。在农村还设立社学，社学是一种启蒙式的小学校。虽然元代也于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制度，学习和考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讲解以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以注解《四书》为考试内容，也从元代开始。虽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但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种族优越性，将国家管辖的民族为为不同等级，蒙古有蒙古法，而汉人有汉法，造成种族对立。元朝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缓和这种对立情绪，进而转变为大规模农民暴动，导致亡国。
明朝教育的兴盛
教育机构逐步扩大和完善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并在刘基、宋濂等大臣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明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地方上，在内地省份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边疆省份设立卫学，统一名称为“儒学”，按照地方行政等级不同称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洪武八年还在乡村设立社学，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还规定乡村每35户就要设立社学一所。中央以礼部作为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则在诸路设置学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为照顾功勋旧臣，对这些人的子孙特别优待，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进入学校学习。生源一般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部分，前二者，多为地方选拔的优秀学生，后二者多为官员子弟或对朝廷有物资贡献人的子孙。在国子监读书的称为监生。此外还有来自朝鲜和琉球的留学生也在国子监学习。
八股取士
由于科举考试实行几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越来越狭窄。明朝科举考试提倡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材。并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统一教材。在考试模式上，也规定必须使用八股文写作，字数也受限制，内容不能自由发挥，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的多样性。
书院政治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后又逐渐小范围恢复。但这时期的书院已经褪掉私学的角色，成为了官学的另一种形式。张居正当政时，以书院学生聚齐在一起发泄对朝廷不满为由，大量毁坏书院。明朝末年，无锡人顾宪成被罢官归还原籍，出于对朝廷政治的不满，遂聚徒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不时议论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书院教育也逐渐失去以教育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与明末启蒙教育理论
明朝中叶，王守仁对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认为程朱理学讲求的品德修养和现实严重脱钩，应该将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义信等对自身的实际的道德修养，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养”，有事无事都要时刻对自身和外界进行是非错误的辨别。王守仁还主张对于萌芽教育，要顺应孩子的“乐嘻游而惮拘检”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边界战争和内部人民暴动频起，以及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张人性不分善恶，是与生俱来。他们批评程朱理学主张的中庸之道，反对无关外界的“修身养性”，提出教育要”经世致用“，学习各方面知识，反对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讲求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会应用所学知识，趋利避害，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传统教育的衰落
清代前期国家教育体系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复科举考试，并修复国子监，改称国学，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并设府道州县学，乡村设置社学、义学，边疆设置卫学。为满族和蒙古族设宗学、八旗学、蒙古学。后来在国学内设立满洲司，允许八旗子弟进入国学学习。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体制变化不大，除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础建设以外，还增加老师的人数，提高老师的授课水平，注重选师的能力和学识。清朝也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比如俄罗斯，琉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派遣过留学生。
清朝教育在考试方面对科举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在严肃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并相应的提高了科举考试人员的待遇。顺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场舞弊事件。由于清朝政府注重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规定宗室不参加乡、会试，旗人、蒙古人不得录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带来的考试不公平现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分配考试录取名额。然而由于清朝在教材上以“四书”为主，考试内容也是在四书中寻章摘句，让考生根据官方注解进行解析，使得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学习面过于狭窄，达到不知古不识人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间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
自此，中国新学开始，新式教育兴起，中国教育史也不再是古代教育史了。你可以自己w-i-k-i百度不让我发他们的网站。用谷歌搜一下。我是转自那里的。看看还真是长知识。
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有虞时代舜所设庠，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我们从上古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开启了私学教育。
夏商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国家就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到了商代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发现当时的学校还被称为：大学、右学等，教育的对象主要面及贵族子弟，学习内容以文武、礼仪、乐舞等为主，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师则由巫师、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
周时期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而乡学则多称为庠、序、校、塾等。《礼记. 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前期，因战事频仍，学校教育以武事为主，而西周后期政权稳定，开始倾重文化教育。当时大学学习以礼、乐、射、书为主，而小学则多学六艺基础知识。而此时的教育依然一贵族教育为主，平民是很难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
出土于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康王就对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做官，我要你进我的小学。”。
教育内容
一为书、数，西周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学校教授基本的计算方法，类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样。二为射、御，主要教授学生驾驶车辆、战马，并学习射击等内容。三为礼、乐，此部分主要学习《周礼·春序》中记载的吉，凶，宾，军，嘉等礼仪规范。
教育方向
一为西周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习上涉猎广泛，文武兼备，周成王对伯禽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这个意思。二为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在实际中熟练应用。三为周朝的教育侧重点不同，有前重武后重文现象。
教育特点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在官府”，而且还专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礼·地官司徒》说：“闾共祭器，旅共表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当时是多么重要的物什。
东周时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周王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开始为政一方，不受管制。诸侯开始在设立自己的官学，称为“痒宫”。然而此时的教育开始由官方向民间延伸和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当时教育的典型写照。孔子出名正是因为他开创了私人办学先河。之后诸子百家多是各自立学说，招门生，既是教育，又是宣传。由于战乱频仍的关系，各国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而私学的盛行正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繁荣。此时的教育脱离了官学形式的束缚，开始变的多样性，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从生到死，从和平到战争，从法律到诉讼，无所不包。诸侯开始脱离官办教育的角色，主要以“养士”来吸引人才。教育特点上首先内容无所不包，其次学宗百家，三为讲求实践与实际相结合，且教育场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为教育平民化。
秦代：后，初设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因多爱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批评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之后，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办私学，焚书坑儒，屠杀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击。
汉代：。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两汉时期，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中央设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办学以后，地方学府兴起，由行政长官兼管。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兼插六艺，在辞、赋、画、书等方面也无所不包。
私学方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发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学接近。幼年以认字教育为主，少年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青年以研究和应用为主，基本和官办学校教授内容相同。
魏晋南北朝：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衰落，士族阶层转而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学清谈”。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内容除官学外，已不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观点，不再学宗一师，且不主张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讲究清净无为。
地方私学兴盛起来，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进而士族家庭人数繁多，逐渐形成了世族势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学为主，更兼玄学及博弈书算方面，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教授知识面也逐渐变广。此时民间多学经学，而贵族家庭则更倾向诗、书、朝仪等方面，有些家族则世代只通一门，或历史，或礼仪，或琴棋书画，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隋唐教育的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国家教育模式也摆脱了汉代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兼顾佛道思想，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通六艺的发展方针。
隋文帝开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设寺祭酒转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学等充当老师。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教授法律。由于隋初学校系统发达，学生众多，但人才鲜少，隋文帝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国子寺一所综合式学校。国子学后改称太学，而隋炀帝以后，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并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隋炀帝好兴边事，战争不断，学校教育最终变的徒有其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于创制之初，规矩尚不完备，考试内容、方式等没有定式，所以对国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响。
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唐高祖建制以后，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两所贵族式学校。地方设立州学、县学。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还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学生来源也屏弃了魏晋唯出身的陋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则天还创设武举，以选拔武术人才。唐朝后期，韩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唐朝教育随着国力日盛，继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僧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据统计，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在学人员达到6万多人，各科人才备出，专科优异也可为官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二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督导学生学业。设主簿一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监。府州县学学生由长史掌管。国子监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主管经学教授。老师多以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充当。
弘文馆则是主要生源。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国子监为文武三品以上，太学五品以上，四门学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学优异者都可参加。律学、书学和算学需八品以上并兼收社会专攻型人才。级别上，弘文馆、崇文馆最高，国子监次之。中央学校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人才。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平民入学者称“俊才”。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入学时间也不相同。毕业年限分6年和9年两种，按学习科目划分。
官学分旬试、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试即10天一考，考试内容为背诵和讲解儒家经典。岁试即年终考试，考试内容以年内所学所有课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个分数线。下等为不及格，需重新学习，不及格三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监祭酒监考。各学学生能通二经者，平民能通三经者，才有资格考试。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级学校学习，直至升入太学、国子监学习。
宋代：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皇帝采取“重文轻武”政策来缓解武将谋国的压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这一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重用儒臣，实行儒臣执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后后，提倡“用文德礼治”，“遵周孔之礼”，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同时讲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即“庆历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内容有在州县设立学校，扩大太学和国子监规模，增加讲经博士人数，规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改为策、论、诗赋三种。但运动因组织者范仲淹被罢黜官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
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始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导，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即所为三舍法，下舍成绩优秀升中舍，中舍优秀升上舍。熙宁四年五月在地方设立官学，拨学田，置小学教授。十月颁布“三舍法”，改革太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布太学令。改革科举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本于学校”，提出停止明经试科，增加进士名额，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和墨义内容，改为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各类专科学校。王安石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汇编成《三经新义》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统一经学教材。此次兴学运动时间长，成效大，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兴学运动也中途而废。
* 第三次兴学运动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始，这年八月，诏天下兴学，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升太学。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诏以学校取士，停废科举。崇宁兴学的目的在于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中的改革内容，学校制度变化不大。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两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人，经济发达，使得国人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受教育的目的，怎么教育人，各时期没有统一观点。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为国家政治服务。范仲淹主张学以研究，为国家体制的改革服务。陈亮等人主张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功名，建功立业。这时期的学派代表都主张”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学习。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主张受教育要“明天理，灭人欲”，主张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品德，强调教育的连续性，提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学的基本用书。
辽金两国的教育
辽金两朝为了巩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笼络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并举行科举考试，推崇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教育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本民族，辽金还设立了特殊学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创设女真国子学，仅限金人子弟优异者入学。地方还设立女真学府及京外医学。在宫廷还设立宫廷学校，专门教授宫女。
元朝教育的低迷
元朝统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学校。地方上各级行政区域除设立普通官学外，还设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医学，蒙古学，阴阳学。在农村还设立社学，社学是一种启蒙式的小学校。虽然元代也于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制度，学习和考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讲解以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以注解《四书》为考试内容，也从元代开始。虽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但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种族优越性，将国家管辖的民族为为不同等级，蒙古有蒙古法，而汉人有汉法，造成种族对立。元朝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缓和这种对立情绪，进而转变为大规模农民暴动，导致亡国。
明朝教育的兴盛
教育机构逐步扩大和完善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并在刘基、宋濂等大臣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明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地方上，在内地省份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边疆省份设立卫学，统一名称为“儒学”，按照地方行政等级不同称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洪武八年还在乡村设立社学，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还规定乡村每35户就要设立社学一所。中央以礼部作为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则在诸路设置学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为照顾功勋旧臣，对这些人的子孙特别优待，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进入学校学习。生源一般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部分，前二者，多为地方选拔的优秀学生，后二者多为官员子弟或对朝廷有物资贡献人的子孙。在国子监读书的称为监生。此外还有来自朝鲜和琉球的留学生也在国子监学习。
八股取士
由于科举考试实行几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越来越狭窄。明朝科举考试提倡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材。并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统一教材。在考试模式上，也规定必须使用八股文写作，字数也受限制，内容不能自由发挥，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的多样性。
书院政治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后又逐渐小范围恢复。但这时期的书院已经褪掉私学的角色，成为了官学的另一种形式。张居正当政时，以书院学生聚齐在一起发泄对朝廷不满为由，大量毁坏书院。明朝末年，无锡人顾宪成被罢官归还原籍，出于对朝廷政治的不满，遂聚徒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不时议论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书院教育也逐渐失去以教育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与明末启蒙教育理论
明朝中叶，王守仁对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认为程朱理学讲求的品德修养和现实严重脱钩，应该将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义信等对自身的实际的道德修养，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养”，有事无事都要时刻对自身和外界进行是非错误的辨别。王守仁还主张对于萌芽教育，要顺应孩子的“乐嘻游而惮拘检”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边界战争和内部人民暴动频起，以及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张人性不分善恶，是与生俱来。他们批评程朱理学主张的中庸之道，反对无关外界的“修身养性”，提出教育要”经世致用“，学习各方面知识，反对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讲求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会应用所学知识，趋利避害，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传统教育的衰落
清代前期国家教育体系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复科举考试，并修复国子监，改称国学，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并设府道州县学，乡村设置社学、义学，边疆设置卫学。为满族和蒙古族设宗学、八旗学、蒙古学。后来在国学内设立满洲司，允许八旗子弟进入国学学习。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体制变化不大，除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础建设以外，还增加老师的人数，提高老师的授课水平，注重选师的能力和学识。清朝也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比如俄罗斯，琉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派遣过留学生。
清朝教育在考试方面对科举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在严肃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并相应的提高了科举考试人员的待遇。顺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场舞弊事件。由于清朝政府注重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规定宗室不参加乡、会试，旗人、蒙古人不得录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带来的考试不公平现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分配考试录取名额。然而由于清朝在教材上以“四书”为主，考试内容也是在四书中寻章摘句，让考生根据官方注解进行解析，使得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学习面过于狭窄，达到不知古不识人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间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
自此，中国新学开始，新式教育兴起，中国教育史也不再是古代教育史了。你可以自己w-i-k-i百度不让我发他们的网站。用谷歌搜一下。我是转自那里的。看看还真是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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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1-14
二、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一） 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1．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专科学校
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3．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4．短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三） 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到，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创立儒家学派的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门生，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孔子不愿讲怪力神乱很少谈宗教内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家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授，实为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卷”，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等。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与他同时还有黑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黑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三）中国私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四）中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一） 书院的发展简史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继此之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只是士要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收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可以说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颁书赐额的达20所之多。书院制度成熟和完善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共有书院227所，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二是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为了达到控制书院的目的，元朝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不仅控制书院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疑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上述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了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由讲学的风气盛行不衰，这必然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到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越来越感到要加强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即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下令禁毁书院；天启五年下令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反反映了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但明代书院数量仍远远超过宋、元现两朝，共有书院1239所。且以嘉靖万历年间为最多。从空间上看，明代书院遍及19个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其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康熙雍正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雍正、乾隆的政策给清代书院带来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有1900所，并且完全流为科举和附庸。
清代末年书院改制。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书院改制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二）书院是中国封建制度化的私学
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书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灿烂明珠。
书院的职事和组织系统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堂长（或书院主持人山长的别称，或在山长下协助山长管理和教学工作，或从生徒中选任责督课堂记录搜集诸生疑难问题）、学长（或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或书院主要管理学生学业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领）、会长（从诸生中选出学行老成成绩优异者充任，负责协助山长评阅考课试卷）、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异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精选取熟悉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文）、监院（一种地位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务，以及稽察学生品行等工作）、首先（一种管理书院的职事）掌祠（书院内掌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图书的保管和借阅）以及书办（掌管书院各种卷宗、档案的职事）等组成。
书院三大功能是讲学、藏书、祭祀。书院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套教学管理制度；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书籍，藏收特色为主要与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关，并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本书院有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一） 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1．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专科学校
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3．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4．短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三） 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到，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创立儒家学派的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门生，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孔子不愿讲怪力神乱很少谈宗教内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家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授，实为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卷”，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等。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与他同时还有黑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黑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三）中国私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四）中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一） 书院的发展简史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继此之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只是士要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收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可以说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颁书赐额的达20所之多。书院制度成熟和完善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共有书院227所，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二是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为了达到控制书院的目的，元朝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不仅控制书院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疑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上述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了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由讲学的风气盛行不衰，这必然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到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越来越感到要加强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即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下令禁毁书院；天启五年下令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反反映了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但明代书院数量仍远远超过宋、元现两朝，共有书院1239所。且以嘉靖万历年间为最多。从空间上看，明代书院遍及19个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其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康熙雍正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雍正、乾隆的政策给清代书院带来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有1900所，并且完全流为科举和附庸。
清代末年书院改制。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书院改制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二）书院是中国封建制度化的私学
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书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灿烂明珠。
书院的职事和组织系统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堂长（或书院主持人山长的别称，或在山长下协助山长管理和教学工作，或从生徒中选任责督课堂记录搜集诸生疑难问题）、学长（或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或书院主要管理学生学业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领）、会长（从诸生中选出学行老成成绩优异者充任，负责协助山长评阅考课试卷）、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异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精选取熟悉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文）、监院（一种地位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务，以及稽察学生品行等工作）、首先（一种管理书院的职事）掌祠（书院内掌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图书的保管和借阅）以及书办（掌管书院各种卷宗、档案的职事）等组成。
书院三大功能是讲学、藏书、祭祀。书院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套教学管理制度；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书籍，藏收特色为主要与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关，并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本书院有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第2个回答 2008-11-14
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概述
1. 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突破了官府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2. 西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3.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备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学校体制。
4. 宋代：学校制度更为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等，宋代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书院注重依照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学习方法上也鼓励讨论、辩难和让学生自讲心得，风气比较活跃。
5. 明朝：强化了前代的科举制度。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实行八股取士，这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明代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明朝后期东林书院以其评识朝政的活动而著名。
6. 清朝：前期的科举和学校，基本承袭明代的制度，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
二、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几点认识
1. 孔子的“私学”，使“学在官府”发展到私人讲学，反映了奴隶制教育制度的崩溃以及新萌芽教育制度的发展。
2. 从汉武帝到隋唐、宋元、明清，中央到地方的官办教育体系经历了建立、完善、衰败的发展过程。汉武帝儒学教育加强了中央集权，隋唐教育和科举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明清教育则具有强烈的君主专制色彩。
3. 封建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必然为科技进步创造条件。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中国封建教育是以培养封建官吏，适应封建统治需要为目的的，“学而优则仕”，所以事实上对科技的进步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教育与学风对科技进步起了反作用。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至宋元专业教育的贡献是较突出的，则应予以肯定。
1. 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突破了官府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2. 西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3.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备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学校体制。
4. 宋代：学校制度更为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等，宋代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书院注重依照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学习方法上也鼓励讨论、辩难和让学生自讲心得，风气比较活跃。
5. 明朝：强化了前代的科举制度。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实行八股取士，这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明代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明朝后期东林书院以其评识朝政的活动而著名。
6. 清朝：前期的科举和学校，基本承袭明代的制度，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
二、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几点认识
1. 孔子的“私学”，使“学在官府”发展到私人讲学，反映了奴隶制教育制度的崩溃以及新萌芽教育制度的发展。
2. 从汉武帝到隋唐、宋元、明清，中央到地方的官办教育体系经历了建立、完善、衰败的发展过程。汉武帝儒学教育加强了中央集权，隋唐教育和科举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明清教育则具有强烈的君主专制色彩。
3. 封建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必然为科技进步创造条件。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中国封建教育是以培养封建官吏，适应封建统治需要为目的的，“学而优则仕”，所以事实上对科技的进步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教育与学风对科技进步起了反作用。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至宋元专业教育的贡献是较突出的，则应予以肯定。
参考资料：http://www.vsedu.com/educa/unvisity/zxxzt/2006zt/g/zt/ls/59.htm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第3个回答 2008-11-14
1.评述隋唐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总结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今年是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然而，100年来，科举废止引发的回响至今仍绵延不绝。今天，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正羁绊着诸多的争端，同样纠缠着争端的还有中国当今的现代教育机制。在过去100年时间中，我觉得需要理性和冷静态度对待科举制度。值得思考就是从隋唐开始，延至明清，科举制度持续了近一千三百多年，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略。很多人思考科举制度总是以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研究一种制度，我们应该从历史真实一面去伎迹��皇侵皇瞧�婵吹娇际阅谌莸矫鞔�园斯晌�鳎�础鞍斯扇∈恕薄K�鸩匠晌�┗�J剑�乇鹗堑酵砬迨背晌�现厥�恐�斗肿拥募纤��┞冻鲋种直锥恕W酃劾�罚�髑迨贝�斯晌�鞑⒎谴�砜凭僦贫热�磕谌荨?
如果拿科举制度和当今高考制度比较，我觉得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贵族对统治权力的垄断，给更我铁人以参政的机会，只要你具备了中举的能力，只要你有科举的热忱，便有你的机会，从历史上看，中取进士的人大部分都是清寒之士，这些都加深了政治对社会智力的吸纳，这是足取的。反思当今高考，有多少清寒学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现在高校之中农村学子比例降低也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其实科举制度出现弊端并非科举本身带来的，而是和这个社会心理有着很大关系。从科举想到当今公务员考试，其实公务员考试制度在本质上也传袭科举制度。虽然当今公务员考试还没有受到强烈批判，但是如果国家不断提供公务员工资，使整个资源集中公务员的，那么同样可能会产生小说之中的范进、孔乙己人物。对于科举制度思考，应该形而上学去分析科举本身，而不是把那些不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在这里，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辆宝马在农村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一辆夏利轿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我想宝马肯定跑不过夏利。当然这个路面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不好的话，可能会摧残一种很好考试制度。同样，路面不好的话，宝马无法发挥自己优势，甚至跑不过夏利。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肯定不会认为宝马不如夏利。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但是我们现在公务员考试却写着需要多少周岁以下，并且还有很多职位只是接受应届毕业等。
当然科举弊端就是在于后来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呆滞死板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所以一些有创造力的才子却往往被挡在科场的龙门之外，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才气十足，却科场失意，终生没有当上举人。而推出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竟连个秀才都未曾考上。
1905年9月2日，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纸清帝谕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在过去100年之中，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更为好的考试制度。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积极的影响，大批书生从政，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而不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但是高考制度却歪曲了学生心灵，让每位考生只是在题海之中，忽略在国学，人文精神的修养。反思当代教育制度，过分追求实用，而冷落大用的人文精神，科举制度在这方面却是起到很大弥补作用。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这可以说明科举制度一直都存在很大争议，但是科举只是选拔当官的人才。可是高考制度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是做学问的人才。
当然科举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对于科举思考还要深入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框架等方面的思考。特别是研读当时历史，了解当时政治体制，这些都对于科举制度思考的起到很大作用的。对于科举制度是否需要平反，至今我不敢断言。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经历着几个时期：
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就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度代替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完备时期。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主要科目有明经、进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当时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动刀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做乡贡。凡是被举送参加省试的考生，可称举人，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职，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吏部的考试是在每年十月以后，次年的夏天来临之前，吏部便要按照“三注三唱”的程序公布考试人员所得到的官职，并经尚书、门下两省和皇帝批准之后，以皇帝的名义发给委任文书“告身”。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朝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阶层逐渐扩大，想任职官吏的人在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同时，迫切地要求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宋朝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有着显著的发展。第一，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唐代录取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朝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生，三等称同进士出生，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唐代录取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实际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一关。而宋朝一经录用便可任官，排名在前的即可得到高官。宋朝还不限制应试者的出身，甚至僧道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第二，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由皇帝亲自殿试考选，考生一律成为天子的门生，避免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为名结成同党。第三，从宋代开始，科举正式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封密起来，誊录就是将考生的考卷另行抄一遍。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都无从辨认，做到绝对的公平竞争。这些方法都被后来明清所继承。第四，在考试的内容上，改变了唐代只考诗赋的做法，进士科增加了经义等内容，还设有“明法”科，“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考中者任司法官员。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明代的科举制度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中乡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中会试者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通过逐级考试，统治者可以从中挑选最有用的人才。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时期。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科举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天参加政权的阶梯。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之后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严厉，但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舞弊越演越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所以最终只有走上被消灭这条道路。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多于消极的。从个人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它的消极性体现，假使一个普通人士极度看重他的名望或是某些其他原因一心要成为官吏，便投住一生的心血埋头苦读，本可以开始其他路途发展的机会，但全都不去考虑，有些人还是到死的那天都不能高中，不能够成全他毕生的愿望，含恨而终。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地将科举视为殊死搏斗的政治战场，白白虚度大好光阴，渐渐加速社会的腐败。从社会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科举制度成为了选拔官吏唯一公正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它的消极性体现，作为一项文官选拔制度，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及近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滋养不少贪官污吏或卑鄙的害群之马,做官位却不做其事，皇帝赋予父母官的政策等得不到实施。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科举制度这样一路走来，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进步，至此古代的科举考试演变成现在的高考。其实现在的高考也有一些当时的科举制度历史存在，两者有着相似性，像当时采用糊名的方法来批阅试卷，现在的高考制度也是需要糊名的，这样可以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像科举考试是选拔全国各地最好的人士，高考也是全国性的，这样有利于更多的精英荟萃，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汇总。像当时都是选举考试第一名的，任职的官位就越高。现在的高考也是选取分数最高的就读最好的大学，以分数高低决定前途。其次现在的高考制度比古代的科举制度具有先进性，古代的科举制度要在学堂住上三天三夜，直到考试圆满结束。而现在的高考不必这样，只是需要两天时间分科考完四门课程。古代的科举制度只允许男子考，做官的更是堂堂男子汉，而现在的高考男女皆可考，废除了性别歧视制度。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通过考试决定做官的机会，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现在的高考是通过考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就读，将来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和最终获得求职的机会。古代的科举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是状元，没有再高的学位，而现在的高考制度之后就是本科生，甚至继续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步步高升。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满清曾经出现舞弊案兴大狱，江南科场狱等混乱局面，手段阴险毒辣，令社会人士都人心惶惶。而现在的高考中也存在舞弊事件，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惩罚手段的严厉性，所以概论已少之又少。
因此，科举制度与现在的高考有其关联对应性，国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项不足，一项制度的实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样做到尽善尽美正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国家输送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付诸于现在高考的制度，必须做到公平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是振兴中国的必然之道
2.评述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总结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今年是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然而，100年来，科举废止引发的回响至今仍绵延不绝。今天，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正羁绊着诸多的争端，同样纠缠着争端的还有中国当今的现代教育机制。在过去100年时间中，我觉得需要理性和冷静态度对待科举制度。值得思考就是从隋唐开始，延至明清，科举制度持续了近一千三百多年，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略。很多人思考科举制度总是以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研究一种制度，我们应该从历史真实一面去伎迹��皇侵皇瞧�婵吹娇际阅谌莸矫鞔�园斯晌�鳎�础鞍斯扇∈恕薄K�鸩匠晌�┗�J剑�乇鹗堑酵砬迨背晌�现厥�恐�斗肿拥募纤��┞冻鲋种直锥恕W酃劾�罚�髑迨贝�斯晌�鞑⒎谴�砜凭僦贫热�磕谌荨?
如果拿科举制度和当今高考制度比较，我觉得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贵族对统治权力的垄断，给更我铁人以参政的机会，只要你具备了中举的能力，只要你有科举的热忱，便有你的机会，从历史上看，中取进士的人大部分都是清寒之士，这些都加深了政治对社会智力的吸纳，这是足取的。反思当今高考，有多少清寒学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现在高校之中农村学子比例降低也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其实科举制度出现弊端并非科举本身带来的，而是和这个社会心理有着很大关系。从科举想到当今公务员考试，其实公务员考试制度在本质上也传袭科举制度。虽然当今公务员考试还没有受到强烈批判，但是如果国家不断提供公务员工资，使整个资源集中公务员的，那么同样可能会产生小说之中的范进、孔乙己人物。对于科举制度思考，应该形而上学去分析科举本身，而不是把那些不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在这里，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辆宝马在农村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一辆夏利轿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我想宝马肯定跑不过夏利。当然这个路面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不好的话，可能会摧残一种很好考试制度。同样，路面不好的话，宝马无法发挥自己优势，甚至跑不过夏利。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肯定不会认为宝马不如夏利。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但是我们现在公务员考试却写着需要多少周岁以下，并且还有很多职位只是接受应届毕业等。
当然科举弊端就是在于后来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呆滞死板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所以一些有创造力的才子却往往被挡在科场的龙门之外，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才气十足，却科场失意，终生没有当上举人。而推出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竟连个秀才都未曾考上。
1905年9月2日，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纸清帝谕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在过去100年之中，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更为好的考试制度。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积极的影响，大批书生从政，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而不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但是高考制度却歪曲了学生心灵，让每位考生只是在题海之中，忽略在国学，人文精神的修养。反思当代教育制度，过分追求实用，而冷落大用的人文精神，科举制度在这方面却是起到很大弥补作用。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这可以说明科举制度一直都存在很大争议，但是科举只是选拔当官的人才。可是高考制度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是做学问的人才。
当然科举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对于科举思考还要深入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框架等方面的思考。特别是研读当时历史，了解当时政治体制，这些都对于科举制度思考的起到很大作用的。对于科举制度是否需要平反，至今我不敢断言。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经历着几个时期：
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就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度代替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完备时期。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主要科目有明经、进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当时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动刀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做乡贡。凡是被举送参加省试的考生，可称举人，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职，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吏部的考试是在每年十月以后，次年的夏天来临之前，吏部便要按照“三注三唱”的程序公布考试人员所得到的官职，并经尚书、门下两省和皇帝批准之后，以皇帝的名义发给委任文书“告身”。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朝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阶层逐渐扩大，想任职官吏的人在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同时，迫切地要求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宋朝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有着显著的发展。第一，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唐代录取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朝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生，三等称同进士出生，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唐代录取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实际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一关。而宋朝一经录用便可任官，排名在前的即可得到高官。宋朝还不限制应试者的出身，甚至僧道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第二，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由皇帝亲自殿试考选，考生一律成为天子的门生，避免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为名结成同党。第三，从宋代开始，科举正式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封密起来，誊录就是将考生的考卷另行抄一遍。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都无从辨认，做到绝对的公平竞争。这些方法都被后来明清所继承。第四，在考试的内容上，改变了唐代只考诗赋的做法，进士科增加了经义等内容，还设有“明法”科，“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考中者任司法官员。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明代的科举制度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中乡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中会试者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通过逐级考试，统治者可以从中挑选最有用的人才。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时期。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科举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天参加政权的阶梯。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之后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严厉，但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舞弊越演越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所以最终只有走上被消灭这条道路。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多于消极的。从个人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它的消极性体现，假使一个普通人士极度看重他的名望或是某些其他原因一心要成为官吏，便投住一生的心血埋头苦读，本可以开始其他路途发展的机会，但全都不去考虑，有些人还是到死的那天都不能高中，不能够成全他毕生的愿望，含恨而终。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地将科举视为殊死搏斗的政治战场，白白虚度大好光阴，渐渐加速社会的腐败。从社会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科举制度成为了选拔官吏唯一公正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它的消极性体现，作为一项文官选拔制度，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及近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滋养不少贪官污吏或卑鄙的害群之马,做官位却不做其事，皇帝赋予父母官的政策等得不到实施。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科举制度这样一路走来，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进步，至此古代的科举考试演变成现在的高考。其实现在的高考也有一些当时的科举制度历史存在，两者有着相似性，像当时采用糊名的方法来批阅试卷，现在的高考制度也是需要糊名的，这样可以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像科举考试是选拔全国各地最好的人士，高考也是全国性的，这样有利于更多的精英荟萃，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汇总。像当时都是选举考试第一名的，任职的官位就越高。现在的高考也是选取分数最高的就读最好的大学，以分数高低决定前途。其次现在的高考制度比古代的科举制度具有先进性，古代的科举制度要在学堂住上三天三夜，直到考试圆满结束。而现在的高考不必这样，只是需要两天时间分科考完四门课程。古代的科举制度只允许男子考，做官的更是堂堂男子汉，而现在的高考男女皆可考，废除了性别歧视制度。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通过考试决定做官的机会，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现在的高考是通过考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就读，将来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和最终获得求职的机会。古代的科举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是状元，没有再高的学位，而现在的高考制度之后就是本科生，甚至继续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步步高升。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满清曾经出现舞弊案兴大狱，江南科场狱等混乱局面，手段阴险毒辣，令社会人士都人心惶惶。而现在的高考中也存在舞弊事件，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惩罚手段的严厉性，所以概论已少之又少。
因此，科举制度与现在的高考有其关联对应性，国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项不足，一项制度的实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样做到尽善尽美正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国家输送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付诸于现在高考的制度，必须做到公平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是振兴中国的必然之道
2.评述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4个回答 2008-11-15
中外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的基础课在教育学考研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中，中外教育史的比重是三分之一。08年的考试依然如此。但对考察的具体知识点却做了部分调整。在调整的知识点中尤其是新增知识点将会成为08年命题的热点，本专题的系列文章就是海文专业课教研室对这些新增知识点的权威解析，以及对复习的点睛指导。
本文是对中国古代教育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进行权威解析。是海文教育学名师在教育学强化班上对新增知识点的解析，现摘录如下：
一、知识点解析
1.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他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了舆论先导。他从事古代典籍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他的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实施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总结出许多精辟的教育原则，如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立志力行、推己及人、勇于改过等，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2. 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郡国学
郡国学是地方官学的最主要形式。汉朝郡国学始创于公元前141年的蜀郡，后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仿效，至此各地郡国学兴起，至东汉时至为繁荣。郡国学办学目的有二：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优秀学生。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推行普遍的教化。
2）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办于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其性质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至千人以上。鸿都门学为宦官集团力促创办，学生由地方或三公举荐，学校以尺牍、辞赋、字画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高官，因此受官僚集团抨击。鸿都门学虽在政治上代表宦官集团利益，但在教育上有独特价值。一是打破了独尊儒学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需要的诗赋书画为教育内容，是教育的一大变革。二是作为一种专门学校，其创立了办学的新模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三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3. 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官学时兴时废，但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校类型上出现了变革，使其成为教育上继汉开唐的新时代。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在太学之外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于公元276年由晋武帝下令设立，278年确立学官制度。国子学规定官五品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学。国子学的设立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其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后因晋战乱，国学名实俱亡。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四馆：南朝宋元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官学教育出现了暂时的繁荣。438年，宋文帝下令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玄学、史学、文学与儒学并列，是为学制上的一大改革，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变化。
总明观：470年，宋明帝因国学废止，下令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学士10人。总明观至485年因国学兴建而废止。总明观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和教学三位一体的机构。总明观以结构完备的领导机构统领四科，比四馆在管理上更为完善，使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为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4. 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重点】
1）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中央成立了国子监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并形成了两种教育管理模式。模式之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模式之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中央设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去，由各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两种教育管理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
2）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到毕业，在入学标准，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升级制度，放假制度等都有合理而严格的制度化规定，完善了学校制度，为其后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以传授儒经为职责的各级学校仍然是封建教育的主体，但是也开始扩展了学习经典的范围。
4)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强化。
5)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唐朝还在一些行政部门中附设了训练机构，或采取设置博士助教的做法，来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以经学为主、专科性学校为辅的隋唐教育体系，学校类型之多、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远胜于前代。
6)学校的分布面较广
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唐朝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明确规定了各个州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使学校的分布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
7)重视医学教育
唐朝重视医学教育，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校，负责招收学生，研究医术，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政府还派遣医学生外出进行巡回医疗，在地方上设置医学校，这是唐朝教育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医学教育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说明唐朝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疗技术，具备了普遍设置医学校的条件。这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8)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唐朝诸多的教育机构或行政机构都承担着多重任务和职能。如弘文馆和崇文馆一方面担负着整理图书、详正图籍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招收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性质。这些多重的任务使这些机构既是一个行政机构，又是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这是唐朝教育的一大特色。
6. 学校沦为科举附庸、积分法、“五等黜法”、“监生历事”、社学。
1）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随着科举的规模扩大、日益频繁和重要，以及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日益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明朝以进入学校作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因此，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同时因为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使得教育也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内容固定，僵化。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日益教条化，不求实学，在思想上成为科举附庸。
2）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行于宋朝太学，至元朝国子学趋于完善。明清继承和发展了该方法。基本规则是每月考试一次，每次考试上等的为一分，中等的为半分，年积分八分者为及格，可与出身，或者升级。不到八分者继续学习。成绩优异的生员，只要达到积分标准，也可以不受学习年限的制约。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于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3）六等黜陟法
清朝时期实行的地方官学生员定级考试制度，有相应的奖罚措施，即六等黜陟法。学生考试成绩被分为六等，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其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升降，将其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该制度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方法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的，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4）监生历事
明朝国子监监生的实习制度。始于洪武五年（1373年）。历事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于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称为历事监生。除分拨在京诸司办事外，历事监生也被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历事后进行考核，上等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中第的再令历练；下等才力不及的，则送还国子监读书；不合格奸懒的发充下吏。洪武初年，因各衙门官吏缺乏，监生历事制度既可补充人手，又可使监生有实习的机会，故得以推行。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后来监生日多，历事又复冗滥，出路极为困难，该制度失去积极意义。至英宗正统三年（1483年）遂废。后清朝初年又曾实行过一段时间。
5）社学
元、明、清三代的一种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地方官学。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清代各直省的州、府、县都设立“社学”，每乡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
7.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17－18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官方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育见解与主张。
他们针对理学教育注重儒家经典，压抑人性，空谈义理，呆板教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以下具有先进性的主张，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1）批判理学教育理论。启蒙思想家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哲学，主张理欲不可分离，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教育应顺应自然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2）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在教育目的上，启蒙思想家强调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反对空谈心性、侈谈伦理的所谓"学力圣人"；
3）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4）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反对理学家“主静”、“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5）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把学校办成评议国事、衡定是非的议政机关，充分发挥学校限制君权、发扬民主的作用。
8. 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承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而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这样天子也就不敢“自为非是”。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而且还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9. 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清初批判理学教育，提倡实学教育的主要人物。62岁时，受邀主持河北漳南书院，颜元亲自规划书院 规模，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书斋。后因漳水泛溢，淹没院舍，未及半年颜元即离去。后经修复，屡请颜元主其事，皆辞而不往。虽然其主持时间不长，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
颜元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传统教育有三大祸害，即：
1）毁坏人才。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
2）灭绝圣学。训诂、禅宗教育日盛，而孔门实事实理的学术日渐衰竭；
3）败坏社会风气。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
二、复习的点睛指导
中国古代教育这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要纳入到整个知识体系中来复习。总的来说这一部分可分分官学和私学两条脉络来关注。官学的重点是科举制度的形成过程，注意它不同阶段的特点。其中要关注并能够理解宋明理学，包括它的宗旨以及对它的批判与反思。私学着重掌握的一个重点是诸子百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几乎是每年必考。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书院。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家中孔子和颜元是复习的重点。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可能与教育原理结合出论述题。大家如果在复习中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和海文专业课教研室联系，也可关注随后由海文教育学名师继续主讲的教育学辅导。
本文是对中国古代教育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进行权威解析。是海文教育学名师在教育学强化班上对新增知识点的解析，现摘录如下：
一、知识点解析
1.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他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了舆论先导。他从事古代典籍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他的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实施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总结出许多精辟的教育原则，如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立志力行、推己及人、勇于改过等，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2. 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郡国学
郡国学是地方官学的最主要形式。汉朝郡国学始创于公元前141年的蜀郡，后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仿效，至此各地郡国学兴起，至东汉时至为繁荣。郡国学办学目的有二：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优秀学生。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推行普遍的教化。
2）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办于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其性质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至千人以上。鸿都门学为宦官集团力促创办，学生由地方或三公举荐，学校以尺牍、辞赋、字画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高官，因此受官僚集团抨击。鸿都门学虽在政治上代表宦官集团利益，但在教育上有独特价值。一是打破了独尊儒学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需要的诗赋书画为教育内容，是教育的一大变革。二是作为一种专门学校，其创立了办学的新模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三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3. 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官学时兴时废，但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校类型上出现了变革，使其成为教育上继汉开唐的新时代。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在太学之外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于公元276年由晋武帝下令设立，278年确立学官制度。国子学规定官五品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学。国子学的设立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其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后因晋战乱，国学名实俱亡。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四馆：南朝宋元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官学教育出现了暂时的繁荣。438年，宋文帝下令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玄学、史学、文学与儒学并列，是为学制上的一大改革，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变化。
总明观：470年，宋明帝因国学废止，下令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学士10人。总明观至485年因国学兴建而废止。总明观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和教学三位一体的机构。总明观以结构完备的领导机构统领四科，比四馆在管理上更为完善，使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为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4. 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重点】
1）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中央成立了国子监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并形成了两种教育管理模式。模式之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模式之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中央设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去，由各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两种教育管理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
2）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到毕业，在入学标准，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升级制度，放假制度等都有合理而严格的制度化规定，完善了学校制度，为其后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以传授儒经为职责的各级学校仍然是封建教育的主体，但是也开始扩展了学习经典的范围。
4)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强化。
5)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唐朝还在一些行政部门中附设了训练机构，或采取设置博士助教的做法，来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以经学为主、专科性学校为辅的隋唐教育体系，学校类型之多、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远胜于前代。
6)学校的分布面较广
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唐朝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明确规定了各个州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使学校的分布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
7)重视医学教育
唐朝重视医学教育，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校，负责招收学生，研究医术，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政府还派遣医学生外出进行巡回医疗，在地方上设置医学校，这是唐朝教育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医学教育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说明唐朝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疗技术，具备了普遍设置医学校的条件。这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8)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唐朝诸多的教育机构或行政机构都承担着多重任务和职能。如弘文馆和崇文馆一方面担负着整理图书、详正图籍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招收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性质。这些多重的任务使这些机构既是一个行政机构，又是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这是唐朝教育的一大特色。
6. 学校沦为科举附庸、积分法、“五等黜法”、“监生历事”、社学。
1）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随着科举的规模扩大、日益频繁和重要，以及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日益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明朝以进入学校作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因此，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同时因为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使得教育也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内容固定，僵化。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日益教条化，不求实学，在思想上成为科举附庸。
2）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行于宋朝太学，至元朝国子学趋于完善。明清继承和发展了该方法。基本规则是每月考试一次，每次考试上等的为一分，中等的为半分，年积分八分者为及格，可与出身，或者升级。不到八分者继续学习。成绩优异的生员，只要达到积分标准，也可以不受学习年限的制约。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于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3）六等黜陟法
清朝时期实行的地方官学生员定级考试制度，有相应的奖罚措施，即六等黜陟法。学生考试成绩被分为六等，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其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升降，将其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该制度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方法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的，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4）监生历事
明朝国子监监生的实习制度。始于洪武五年（1373年）。历事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于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称为历事监生。除分拨在京诸司办事外，历事监生也被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历事后进行考核，上等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中第的再令历练；下等才力不及的，则送还国子监读书；不合格奸懒的发充下吏。洪武初年，因各衙门官吏缺乏，监生历事制度既可补充人手，又可使监生有实习的机会，故得以推行。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后来监生日多，历事又复冗滥，出路极为困难，该制度失去积极意义。至英宗正统三年（1483年）遂废。后清朝初年又曾实行过一段时间。
5）社学
元、明、清三代的一种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地方官学。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清代各直省的州、府、县都设立“社学”，每乡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
7.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17－18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官方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育见解与主张。
他们针对理学教育注重儒家经典，压抑人性，空谈义理，呆板教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以下具有先进性的主张，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1）批判理学教育理论。启蒙思想家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哲学，主张理欲不可分离，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教育应顺应自然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2）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在教育目的上，启蒙思想家强调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反对空谈心性、侈谈伦理的所谓"学力圣人"；
3）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4）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反对理学家“主静”、“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5）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把学校办成评议国事、衡定是非的议政机关，充分发挥学校限制君权、发扬民主的作用。
8. 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承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而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这样天子也就不敢“自为非是”。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而且还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9. 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清初批判理学教育，提倡实学教育的主要人物。62岁时，受邀主持河北漳南书院，颜元亲自规划书院 规模，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书斋。后因漳水泛溢，淹没院舍，未及半年颜元即离去。后经修复，屡请颜元主其事，皆辞而不往。虽然其主持时间不长，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
颜元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传统教育有三大祸害，即：
1）毁坏人才。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
2）灭绝圣学。训诂、禅宗教育日盛，而孔门实事实理的学术日渐衰竭；
3）败坏社会风气。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
二、复习的点睛指导
中国古代教育这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要纳入到整个知识体系中来复习。总的来说这一部分可分分官学和私学两条脉络来关注。官学的重点是科举制度的形成过程，注意它不同阶段的特点。其中要关注并能够理解宋明理学，包括它的宗旨以及对它的批判与反思。私学着重掌握的一个重点是诸子百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几乎是每年必考。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书院。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家中孔子和颜元是复习的重点。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可能与教育原理结合出论述题。大家如果在复习中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和海文专业课教研室联系，也可关注随后由海文教育学名师继续主讲的教育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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