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力量
在前苏联或者说在俄罗斯的作家当中，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另一类”写作的典型。这也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八年的牢狱生活和其后被流放的一段日子，使他天性中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和刚强个性得以发扬光大，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以及《癌病房》、《牛犊顶橡树》等作品中完全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作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所持的立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在《牛犊顶橡树》中这样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在长期的几乎是无望发表自己作品的“地下作家”的生涯中，索尔仁尼琴把写作作为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抱定必胜的信心，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和性格魅力之所在。同时，也注定了他要比同时代的作家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坎坷。
1962年是索尔仁尼琴时来运转的一年，经过长期的寂寞而艰辛的“地下写作”之后，他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年的12月，他的反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在《新世界》上发表了，并立刻引起很大轰动。索尔仁尼琴一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迅速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受到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并被提名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非常兴奋，这是他多年盼望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写作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他曾经担心自己的写作被人发现而把写好的手稿背熟后毁掉，他曾经为了写作而不敢结婚怕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知道他的秘密，他曾经多次把写好的手稿东挪西藏提心吊胆……，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没有人妨碍我写作，还要怎样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写作，还需要什么？”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玛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等作品。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他的大部分作品得不到出版，有一些还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一些新闻媒介和文学刊物也开始发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围剿”，有人说他有“反苏情结”，是在“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有人说他是纳粹分子，拿的有西方的钱；还有人指责他是叛国者、符拉索夫分子等等，然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而是勇敢地顶住压力，坚持创作。他说：“我只是不停地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索尔仁尼琴就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靠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和自己顽强的承受力与韧性支撑着“离经叛道”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抗争，面对扑天盖地的诽谤和诬蔑，他奋起反击，积极寻求各方面的公道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能发表的机会。他曾上书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征求作家的签名，希图得到作家们正义和良知的支持；他曾给苏共领导人直接写信，陈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要求改变他的处境；他也曾通过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使自己的声音远播国外从而争取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还曾把《古拉格群岛》拍成微缩胶卷送往国外，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也曾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而后又在国外出版，这种种努力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苏联当局。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和监视，索尔仁尼琴没有屈服，他说：“不在作协里我并没有变得软弱，没有杂志出版我的作品我也没有被削弱，正好相反，我变得更加不依附人，更加有力量了：现在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这是最大的力量，没有软弱的同盟者，孤独的人的手更自由些。”1970年，在国内受尽冷遇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奖励他“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这应该说是前苏联或者说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骄傲和荣誉，但这样的荣誉却并没有给索尔仁尼琴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善，反而招致更多更强烈的攻讦，“有人攻击我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我奖金的。”还有人公开说：“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继续留在这里危害社会，千方百计破坏苏联政权！”“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巴黎出版后，西方世界反响强烈，忍无可忍的苏联当局最终以叛国罪把索尔仁尼琴逐出了苏联，并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20多年后，当自己的祖国再一次向这位海外游子伸开热情的双手时，索尔仁尼琴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了。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活着回到俄罗斯”的愿望，在登上自己国土的那一刻，这个刚强的老人流下了历尽沧桑的眼泪。
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这种失落就像是一个战斗了一生的将军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战场和对手。在联邦德国，面对数十家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无话可说了——“说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终于，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没有斧头悬在我的头顶上，全世界最大的通讯社的十几个扩音器送到我的嘴边——说吧！甚至自然而然地要说！此刻可以发表最重要的声明，然后由他们广为散发、散发、散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阻碍着。由于迅速转移，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可能准备讲话呢？现在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我突然觉得不太适宜了，因为在大家都能讲话，都允许讲话的地方，说出真话，毫无顾忌地骂人是欠妥的，于是我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需要沉默。”
读罢此书，感慨良多。索尔仁尼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确实是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而作者对苦难的认识和感受，更衬托出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浅薄和无聊。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习惯于在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里进行自己的写作，从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也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就像是被一棵巨大的树的绿荫宠罩着的小树，你能指望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吗？你能指望他会长成参天大树吗？而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总是拘拘于巨大的树荫下的写作又怎能为这个世界造就出让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为之骄傲的文学巨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作家群体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和狭窄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注定了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具有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的振憾人心的作品来，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给作家以更广阔更自由的思维空间，使作家只对人类的情感和真理负责。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人们你挤我我挤你地也能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会因受辱而死去。我们就有许多人是这样死去的：一次大的社会震动之后再去看，人已经死了。肿瘤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癌细胞一生都在伴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当人的精神软弱下来躺倒时，癌细胞才繁殖扩散”。
人格的力量
每个人都能在自身意识下判断出在黑暗中活动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每个人都有独有的声音和行为动作。同样，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正因为每个人的人格不同，所以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但人生的历程也影响着人格的发展，可人格不论怎么发展，终究不能改变人的自信与特点，并在发展中固定了人生的追求，而追求就是个性张扬的自信人生。
自信是人格中最重要的词，它决定了一个人在世事中的所有行为和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便疯狂地追寻着它。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傲视天下的自信，怎么会有改变江河山川面貌的伟大功绩；没有“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怎敢在敌人枪口下行进，钢刀下谈判，打出了一个红色中国；没有对科学的执着和坚毅，怎么会任爱因斯坦风流倜傥，面对众多教授的指责和否决，仍然坦然自信地笑谈“若我真的错了，何需百位科学家证明，仅一名而已”，这长期坚持自信的力量，不然，“相对论”这伟大的发现说不定早已走进了尘埃。所以，没有伟大的自信，一个民族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东亚病夫”这块招牌就不会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只有自信的人生，我们才能得到充实的回报啊！
我欣赏诚信的人格，因为这是自古圣贤所提倡了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维系的准则。我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个商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出了消毒不彻底的牛奶，待知道后马上追回了部分商品，还设立广告牌通知消费者调换或退款，并将这批商品在人们的众目睽睽眼底销毁了。虽然这些牛奶并不会对人体赞成什么伤害，但这终究是个不诚实的行为，即使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但做到了诚信为本的精神，便在所有人心中有了个诚信的准则，为商家塑造了难以泯灭的好形象。
我追求着诚实的人生，在某些方面，我确实有过人之处，于是许多人对我大加赞赏，但我知道他所形容的我已超过我所能及的范围，于是我便谦虚地表示自己的不足，即使有再多的人在场我也决不会退缩，也不会为自己说过的话羞愧不已，而反以为荣，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准则。因为只有这样，我所说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所做的一切才是我所希望的我。
“人们常为不公平的批评而抗争，却对过火的赞誉坦然接受”，这才是人格的败笔，这才是人性所不能容许和包容的丑陋所在。
人格中最重要的还有坚持，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在痛苦中的容忍等等。
我们应该追求有力量的人格，让一切不公在我们的胸怀中融化；有力的人格才会让你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勇敢前进，越过悲伤和失意，最终到达希望的彼岸。
——“摒弃一切不人道的人格吧！”
我也豪迈地仿佛变成为鲁迅先生，这就是我的大声呐喊。
在前苏联或者说在俄罗斯的作家当中，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另一类”写作的典型。这也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八年的牢狱生活和其后被流放的一段日子，使他天性中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和刚强个性得以发扬光大，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以及《癌病房》、《牛犊顶橡树》等作品中完全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作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所持的立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在《牛犊顶橡树》中这样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在长期的几乎是无望发表自己作品的“地下作家”的生涯中，索尔仁尼琴把写作作为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抱定必胜的信心，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和性格魅力之所在。同时，也注定了他要比同时代的作家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坎坷。
1962年是索尔仁尼琴时来运转的一年，经过长期的寂寞而艰辛的“地下写作”之后，他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年的12月，他的反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在《新世界》上发表了，并立刻引起很大轰动。索尔仁尼琴一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迅速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受到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并被提名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非常兴奋，这是他多年盼望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写作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他曾经担心自己的写作被人发现而把写好的手稿背熟后毁掉，他曾经为了写作而不敢结婚怕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知道他的秘密，他曾经多次把写好的手稿东挪西藏提心吊胆……，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没有人妨碍我写作，还要怎样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写作，还需要什么？”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玛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等作品。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他的大部分作品得不到出版，有一些还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一些新闻媒介和文学刊物也开始发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围剿”，有人说他有“反苏情结”，是在“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有人说他是纳粹分子，拿的有西方的钱；还有人指责他是叛国者、符拉索夫分子等等，然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而是勇敢地顶住压力，坚持创作。他说：“我只是不停地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索尔仁尼琴就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靠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和自己顽强的承受力与韧性支撑着“离经叛道”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抗争，面对扑天盖地的诽谤和诬蔑，他奋起反击，积极寻求各方面的公道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能发表的机会。他曾上书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征求作家的签名，希图得到作家们正义和良知的支持；他曾给苏共领导人直接写信，陈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要求改变他的处境；他也曾通过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使自己的声音远播国外从而争取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还曾把《古拉格群岛》拍成微缩胶卷送往国外，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也曾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而后又在国外出版，这种种努力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苏联当局。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和监视，索尔仁尼琴没有屈服，他说：“不在作协里我并没有变得软弱，没有杂志出版我的作品我也没有被削弱，正好相反，我变得更加不依附人，更加有力量了：现在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这是最大的力量，没有软弱的同盟者，孤独的人的手更自由些。”1970年，在国内受尽冷遇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奖励他“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这应该说是前苏联或者说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骄傲和荣誉，但这样的荣誉却并没有给索尔仁尼琴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善，反而招致更多更强烈的攻讦，“有人攻击我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我奖金的。”还有人公开说：“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继续留在这里危害社会，千方百计破坏苏联政权！”“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巴黎出版后，西方世界反响强烈，忍无可忍的苏联当局最终以叛国罪把索尔仁尼琴逐出了苏联，并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20多年后，当自己的祖国再一次向这位海外游子伸开热情的双手时，索尔仁尼琴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了。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活着回到俄罗斯”的愿望，在登上自己国土的那一刻，这个刚强的老人流下了历尽沧桑的眼泪。
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这种失落就像是一个战斗了一生的将军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战场和对手。在联邦德国，面对数十家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无话可说了——“说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终于，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没有斧头悬在我的头顶上，全世界最大的通讯社的十几个扩音器送到我的嘴边——说吧！甚至自然而然地要说！此刻可以发表最重要的声明，然后由他们广为散发、散发、散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阻碍着。由于迅速转移，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可能准备讲话呢？现在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我突然觉得不太适宜了，因为在大家都能讲话，都允许讲话的地方，说出真话，毫无顾忌地骂人是欠妥的，于是我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需要沉默。”
读罢此书，感慨良多。索尔仁尼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确实是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而作者对苦难的认识和感受，更衬托出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浅薄和无聊。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习惯于在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里进行自己的写作，从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也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就像是被一棵巨大的树的绿荫宠罩着的小树，你能指望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吗？你能指望他会长成参天大树吗？而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总是拘拘于巨大的树荫下的写作又怎能为这个世界造就出让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为之骄傲的文学巨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作家群体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和狭窄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注定了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具有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的振憾人心的作品来，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给作家以更广阔更自由的思维空间，使作家只对人类的情感和真理负责。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人们你挤我我挤你地也能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会因受辱而死去。我们就有许多人是这样死去的：一次大的社会震动之后再去看，人已经死了。肿瘤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癌细胞一生都在伴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当人的精神软弱下来躺倒时，癌细胞才繁殖扩散”。
人格的力量
每个人都能在自身意识下判断出在黑暗中活动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每个人都有独有的声音和行为动作。同样，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正因为每个人的人格不同，所以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但人生的历程也影响着人格的发展，可人格不论怎么发展，终究不能改变人的自信与特点，并在发展中固定了人生的追求，而追求就是个性张扬的自信人生。
自信是人格中最重要的词，它决定了一个人在世事中的所有行为和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便疯狂地追寻着它。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傲视天下的自信，怎么会有改变江河山川面貌的伟大功绩；没有“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怎敢在敌人枪口下行进，钢刀下谈判，打出了一个红色中国；没有对科学的执着和坚毅，怎么会任爱因斯坦风流倜傥，面对众多教授的指责和否决，仍然坦然自信地笑谈“若我真的错了，何需百位科学家证明，仅一名而已”，这长期坚持自信的力量，不然，“相对论”这伟大的发现说不定早已走进了尘埃。所以，没有伟大的自信，一个民族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东亚病夫”这块招牌就不会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只有自信的人生，我们才能得到充实的回报啊！
我欣赏诚信的人格，因为这是自古圣贤所提倡了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维系的准则。我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个商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出了消毒不彻底的牛奶，待知道后马上追回了部分商品，还设立广告牌通知消费者调换或退款，并将这批商品在人们的众目睽睽眼底销毁了。虽然这些牛奶并不会对人体赞成什么伤害，但这终究是个不诚实的行为，即使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但做到了诚信为本的精神，便在所有人心中有了个诚信的准则，为商家塑造了难以泯灭的好形象。
我追求着诚实的人生，在某些方面，我确实有过人之处，于是许多人对我大加赞赏，但我知道他所形容的我已超过我所能及的范围，于是我便谦虚地表示自己的不足，即使有再多的人在场我也决不会退缩，也不会为自己说过的话羞愧不已，而反以为荣，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准则。因为只有这样，我所说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所做的一切才是我所希望的我。
“人们常为不公平的批评而抗争，却对过火的赞誉坦然接受”，这才是人格的败笔，这才是人性所不能容许和包容的丑陋所在。
人格中最重要的还有坚持，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在痛苦中的容忍等等。
我们应该追求有力量的人格，让一切不公在我们的胸怀中融化；有力的人格才会让你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勇敢前进，越过悲伤和失意，最终到达希望的彼岸。
——“摒弃一切不人道的人格吧！”
我也豪迈地仿佛变成为鲁迅先生，这就是我的大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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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6-12
西谚说：一个老人的去世，无异于一座图书馆的焚毁。这是讲老人经历所积累起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珍贵。当然，这还只是指普通老百姓而言，论起那些把握世界、改造历史、转换命运的伟人来，这句谚语就显得轻了一些。
世纪老人邓小平，百年华诞在即，举国上下都在怀念他，虽然他也是高龄去世，仍让人觉得这于全党、全国，甚至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一大不可挽回的损失。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还不仅仅在他的几本“文选”里。他在治国、治党、治军以及在处理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从言论到运作，从洞悉到把握，都充满着创见和智慧，其手笔之大，远非一般政治家所能达到。他为政治家留下关于政治，为军事家留下关于军事，给搞经济的人留下关于经济，给搞文化的人留下关于文化。用博大精深、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应不为过。
其实，作为“战争之神”，邓小平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从凡人跨进了伟人之列。在建国之后长长的岁月里，我们总是带着崇敬和热爱听取他的名字和故事。
邓小平的非凡业绩除了打仗，更有改革开放。他作为“总设计师”，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了富裕强盛的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辉煌了整个世界的耳目。
但是，邓小平的非凡，并不在于他是天才，金手指一指，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他像一切凡人、一切苦难者一样，经历了大落大起的灾难。是什么东西，让邓小平从凡人成长为一名伟人，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从一名伟人坠落进凡人？他是怎样忍耐接受屈辱，怎样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一有机会，便能奋起，完成改造中国的宏伟目标？
我们从已知的各种资料里，看到16岁的邓小平就在国外的工厂里打工度日。在那里，他刻苦磨练自己，沉重的社会压力，炼就了他的“受打能力”。共产党员同样的血肉之躯，同样的心理常态，磨练锻打，使他变得超凡，使他能够忍受一些苦难的考验。
一个凡人要变成伟人，就得不断洗磨自己身上的世俗气，如此，始可出类拔萃；而一旦成了伟人，就要不断检点自己身上还保留了多少凡人应有的品质，使自己不虚架于一个自己设计的空中楼阁里。
我们在邓小平身上看不到流俗的东西，那些市井气，邓小平身上没有。他一身正气，不卑不亢，执著于人生追求和政治理念，这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伟大的政治家。
邓小平的三次起落，都是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是因为被认为“亲毛”，第二次、第三次则被诬为“反毛”。但是，邓小平重新出山后，他以全党、全国、全民之大计为重，抵挡了从“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影响，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显示了他胸怀的宽阔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他人格品质的无私和明亮。
邓小平有一句极富真情的感人语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是我们知道，对于那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人民和民族，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那时，“人人都是批判家”，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侮辱，无论是受骗的还是被强迫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给了他极大伤害。邓小平没有记恨他的人民。比起那些总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的人来，邓小平的屈辱和谦诚，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戴和热爱。
但是，我们对一个伟人品质的判定，仍要看他和凡人保持着怎样的联系，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凡人生活。邓小平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凡人之家。他是一个孝顺儿子，老继母在他家里度过幸福一生；他又是一个温和的父亲，愿意每顿和儿女们一同进餐；会饶有耐心地守着炉火一块一块为孙子烘烤尿布。他和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融和。正是这一切，使他从琼楼高处跌落时，获得一个软柔的托举。
刻苦、奋进、豁达、乐观、无私、刚正、忍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在邓小平的品格里，继承了中华民族先贤古哲的一切优秀精神因子。他在政治失意时，也不曾染上消沉、出世、淡泊。每一次政治上的重新起飞，都能以一种持续的连贯性，启动中国政治停滞的车轮。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对马克思的那些评价：他的大脑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轮船，随时准备开往他要去的目的地。
物有物的品质，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也自有人的品质。
从凡人到伟人。邓小平的一生，让做人的人理解了健全人格力量的伟大。
世纪老人邓小平，百年华诞在即，举国上下都在怀念他，虽然他也是高龄去世，仍让人觉得这于全党、全国，甚至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一大不可挽回的损失。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还不仅仅在他的几本“文选”里。他在治国、治党、治军以及在处理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从言论到运作，从洞悉到把握，都充满着创见和智慧，其手笔之大，远非一般政治家所能达到。他为政治家留下关于政治，为军事家留下关于军事，给搞经济的人留下关于经济，给搞文化的人留下关于文化。用博大精深、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应不为过。
其实，作为“战争之神”，邓小平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从凡人跨进了伟人之列。在建国之后长长的岁月里，我们总是带着崇敬和热爱听取他的名字和故事。
邓小平的非凡业绩除了打仗，更有改革开放。他作为“总设计师”，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了富裕强盛的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辉煌了整个世界的耳目。
但是，邓小平的非凡，并不在于他是天才，金手指一指，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他像一切凡人、一切苦难者一样，经历了大落大起的灾难。是什么东西，让邓小平从凡人成长为一名伟人，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从一名伟人坠落进凡人？他是怎样忍耐接受屈辱，怎样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一有机会，便能奋起，完成改造中国的宏伟目标？
我们从已知的各种资料里，看到16岁的邓小平就在国外的工厂里打工度日。在那里，他刻苦磨练自己，沉重的社会压力，炼就了他的“受打能力”。共产党员同样的血肉之躯，同样的心理常态，磨练锻打，使他变得超凡，使他能够忍受一些苦难的考验。
一个凡人要变成伟人，就得不断洗磨自己身上的世俗气，如此，始可出类拔萃；而一旦成了伟人，就要不断检点自己身上还保留了多少凡人应有的品质，使自己不虚架于一个自己设计的空中楼阁里。
我们在邓小平身上看不到流俗的东西，那些市井气，邓小平身上没有。他一身正气，不卑不亢，执著于人生追求和政治理念，这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伟大的政治家。
邓小平的三次起落，都是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是因为被认为“亲毛”，第二次、第三次则被诬为“反毛”。但是，邓小平重新出山后，他以全党、全国、全民之大计为重，抵挡了从“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影响，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显示了他胸怀的宽阔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他人格品质的无私和明亮。
邓小平有一句极富真情的感人语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是我们知道，对于那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人民和民族，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那时，“人人都是批判家”，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侮辱，无论是受骗的还是被强迫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给了他极大伤害。邓小平没有记恨他的人民。比起那些总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的人来，邓小平的屈辱和谦诚，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戴和热爱。
但是，我们对一个伟人品质的判定，仍要看他和凡人保持着怎样的联系，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凡人生活。邓小平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凡人之家。他是一个孝顺儿子，老继母在他家里度过幸福一生；他又是一个温和的父亲，愿意每顿和儿女们一同进餐；会饶有耐心地守着炉火一块一块为孙子烘烤尿布。他和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融和。正是这一切，使他从琼楼高处跌落时，获得一个软柔的托举。
刻苦、奋进、豁达、乐观、无私、刚正、忍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在邓小平的品格里，继承了中华民族先贤古哲的一切优秀精神因子。他在政治失意时，也不曾染上消沉、出世、淡泊。每一次政治上的重新起飞，都能以一种持续的连贯性，启动中国政治停滞的车轮。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对马克思的那些评价：他的大脑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轮船，随时准备开往他要去的目的地。
物有物的品质，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也自有人的品质。
从凡人到伟人。邓小平的一生，让做人的人理解了健全人格力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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