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母和亲戚们总是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考验我。
记得有一次从乡下回来，刚入城区，父母就把我“丢”出了车子，说：“自己想办法回来，奖十块钱。”我为了那十块钱，笑得见牙不见眼地答应了，还挥了挥手帕说：“再见咯！”后来花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这时，天已黑了。我哭了，但当用那十元钱买了一大堆东西回家时，我才发现，那是值得的，并且，来之不易的东西更懂得珍惜。这就是我的童年，刺激，辛苦，值得。
在运动方面，我挺笨的，想学游泳，却怎么也学不会。
放暑假了，我又想学游泳了，几乎天天都去游泳池泡着。但也只敢，并只能在浅水池泡着，我觉得我还是学不会。我想放弃，但父母却还是天天把我“踢”下水。妈妈说：““学会了，这回奖你100元！”我听了，两眼马上发光了。哗！100块！那对童年的我来说，是无数个汉堡包啊！于是，我更努力地游，胆子也放开了，但不知为什么，蹬两下水，脚就总喜欢往地下贴，碰碰地面，心里才觉得踏实。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天，我还是没学会。
但当我换好衣服后，还是心存不甘，我握了握拳头，毫不犹豫地跳了深水池。
开始，我沉入了水里，咕鲁咕鲁地喝了几口水，很难受。于是我拼命划水，拼命划水，终于，头露出了水面。我松了一口气，身子却又往下沉！我的脚不到地了！我拼命打水，挣扎着。周围的人怎么都不救我呢？我会死啊！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只有靠自己了！”这时，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我想起来了，这是爸爸对我说的话。我回忆起来了，游泳的方法！于是我竭力镇定下来，不再害怕，划了几下水，渐渐地，手脚变得协调，离岸也越来越近了。
当我带着胜利的笑容猛然回首时，却发现父母不见了！我正诧异，这时，“哗”
的一声，水中冒出了两个头，吓了我一跳。是爸爸妈妈！原来，他们一直潜在我后面，连衣服也没脱……难怪没人来救我，其实父母一直在保护我啊！一瞬间，我心里暖和极了，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获得了比那100块还更贵重的东西。
听一起去的阿姨说，那一次，父母其实一直在后面跟着我，看着我的苦累，妈妈还心疼得偷偷掉眼泪呢……
我的童年，真是刺激、辛苦但值得！难忘我的童年，它给了我成长的勇气，更给了我亲情的动力。
我于1938年11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县采桑村林家祠堂。我的名字中的“林”字就与我的出生地有关。我的父亲当时在浙江省建设厅农业试验制造场当技正，相当于现在中级技术职称吧。他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属于我国为数不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的出生既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欢乐，又给我的父母增加了麻烦。在动荡漂泊的生活中，我们家由浙江省迁移到了江西省，又由江西省搬到黄山脚下的安徽省屯溪市。我的正规教育就是在这里开始的。1943年春天，我的母亲领我到一所小学参加插班面试，在此之前，我已学习过一些算术和认识一些汉字。老师拿出一本课本，指着一个正在测量身高的小学生的图形，问我压在小学生头上的标尺是什么？那时我还从未接触过测量身高的问题，真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好在我还有一些空间想象能力，就回答说：那是一个蒸笼板子。“蒸笼板子”是我儿时半江西、半安徽的一个方言，意指我的母亲偶而做北方面食时，使用的一个揉面板。老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却由惊恐转而大哭起来。
1944年秋天，我的父亲已任安徽省徽州农业职业学校校长。我也在学校的所在地绩溪县孔灵镇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我不敢断言徽州这片土地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是，我在徽州的时候，起码日本人没有占领这里。徽州是胡适博士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故乡。在抗日战争时期，徽州是个小后方，这里聚集了一拨文化人。例如，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小霞女士当时就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里教授分析化学。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太小的原因，我在孔灵小学里学习了什么功课，有多大的长进，今天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学期结束，我却得到第三名奖学金。象今天通行的小红包一样，厚厚地一叠钱装在一个信封口袋里。母亲张罗着，让我用这些钱买香烟送给外祖母和爸爸。我喜欢买几本难得见到的图书。
孔灵地区的周边，基本上是农村地区，我的童年生活也就充满着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跟随母亲和姐姐到菜地摘豇豆，到河浜洗衣服，路边道旁突然窜出一只灰色的小兔，对儿童心灵的震撼。人类在扩展，森林在退缩，这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至今还难以忘怀。在孔灵宽阔的原野里，我和弟弟时常仰望着星空，放声歌唱，当时有一首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最后一句是：“胜利就在明天”。我和弟弟已经反复唱过多次了。然而，1945年8月14日那天晚上的歌唱，仍然使我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激动不已。因为，1945年8月15日就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我们曾为明天歌唱。这一方面反映了孩子的天真，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大自然和祖国的热爱，已经深深印入童年的心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家由孔灵搬到绩溪县城。我也转到县城一所正规的小学学习。然而，在转学的入学考试上，我却出了一次洋相。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写了四个字：我的爸爸。那时，我在乡村小学还没有学习过作文，我以为是个造句，拿过来不加思索，大笔一挥，添上了三个字，变成“我的爸爸会拍球”。交上卷后，我看见老师十分惊讶。幸好老师没有太为难我，大约我的算术成绩还可以。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小学四年级学习生活。
1946年9月我们全家由绩溪县迁往安庆市，我也考入安庆市简师附小学习。比起许多生活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同龄人，我是十分幸运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内战与动乱的影响，1948年7月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初中升学考试，对我来说有一定的戏剧性。我先是报考在同一城市的怀宁一中，未能录取。后来又报考名声很大的安徽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据说有一千多人报考，我被录取在第52名。那时，我的父亲在安徽大学当教授，按理说我们家中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中上等。但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们家的生活似乎很少有小康的时候。为了买一本初中英语教科书，父母亲让姐夫卖掉家里的一只小座钟，得到七块钱。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时常想：这本英语书是小座钟换来的。在解放战争的风风雨雨中，我和我们家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父亲在解放前夕，曾经担任过安徽大学护校委员会副主任，并且和进步学生有过一些往来，所以我们家在解放初期还比较好过。父亲在安徽大学每月可以领到800斤小米，并且还当了安庆市人民代表。但是，这些小米并不能替代所有生活中的一切必须。我们家在十字街口，摆了一个摊位，卖出一部分小米，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看摊卖小米这个事情，就由小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我来做了。这是我第一次直面对社会，面对市场，似乎领悟到某种灵感，对我一生以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意义。
二、青少年时代
初中一、二年级自然科学的学习，我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者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也许那个时代太动荡了。许多人都静不下心来，这也影响到我们少年儿童。那个时候我只是愿意整天玩耍。在五外公曹自晏教授的影响下，我的母亲曾教我背颂过经文。但是，我没有我的大母舅、二母舅那么幸运，我的经文只读到大学中庸，还没有读到论语，古文就不时兴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单纯的技术观点加上近代文明的冲击，五、六十年代后又多次受到批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产生了一种对政治活动朦胧的兴趣。我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竞选到少年儿童队副中队长。那是一种普遍的海选，类似于今天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没有宗族、姓氏、民族文化等背景。但是，小朋友圈子总是有的。解放初期，初中有许多政治活动。1949年冬天，我们这些初中生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办冬学，在城市办冬学，基本上是沿用老解放区农村的做法，逐家逐户动员小孩和老年人去参加学习。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学到了那些知识。但是，在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却得到了一张“宣传负责，深入群众”的评语。有了参加冬学活动的评语，可以代替学生的寒假作业。可是，我觉得这张评语似乎更值得珍藏。于是，补做了寒假作业，交了上去。我的语文基础并不好，可是，我的作文居然得到多次优秀的评语。大约标语口号比较多，用词也比较新的缘故吧。毕竟那个时代我太年青幼稚了。这是我第一次吃政治饭。我以后才逐渐懂得：政治是一种人际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事的。
1950年父亲离开了大学，到国营蚌埠酒厂去当厂长。我们全家也由安庆经芜湖到蚌埠，由于当时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我们全家在合肥滞留长达二个多月，等到秋天洪水退去，蚌埠市各个公立学校早已开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到私立崇正中学去插班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有很好的师资和教学力量。特别是英语教学水平很高。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惜，我们都没有超前的预测能力。在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浪中，我们这群娃娃，错误的认为：抵制学习英语，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就是热爱祖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堂练习，老师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表演一段英语节目，我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乘机大做鬼脸，也不好好练习，引起哄堂大笑。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帝的英雄。又有一次，举行全市的抗议活动，学校组织化装游行，让我扮演纸老虎，于是我就套上一张布制的老虎皮，在地上连滚代爬，装做一副狼狈相。我们的语文课杨老师，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老师，我们最愿意听杨老师讲故事。他讲的阿拉斯加北方淘金冒险的故事，至今还令我神往。他经常有些作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我们班排演的歌剧“小放牛”，就是杨老师为配合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而写的一个作品。其中，有一个浪漫情节，讲述了青年朦胧爱情的故事。有句歌词：“小邓送郎去当兵，……”。我们就当着我们班级男、女主角扮演者的面，不分地点场合，反复的唱，瞎起哄。后来，我们的这位男同学，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真的投笔从戎，参军参干去了，而那位女同学却不知去向。我们很少读书，经常开会，有各种社会活动。总之，在那个时代，我们时时付出，不断作出牺牲。我们都是常人，不可能超越我们的时代。只能跟随着时代前进。
三、奋斗吧！人生的起点
1951年暑假，我们全家搬到了省城合肥，这年秋天我考入了合肥高中。这是一所有名的中学。合肥高中的前身是合肥小书院。后来我们才知道，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就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我也仿佛佛振心灵，学习大有长进。记得高中毕业数学考试的成绩，是三角和代数俩科成绩的平均，我仍然得了100 分。在校园环境中，我是一个不安定份子。当时的外语学习，允许在英语和俄语中任选一科，在老师宣布3秒钟后，我就写了“俄语”二字，还和其他相好的同学打招呼。果然，我如愿以偿。比起一些稳健的同学，他们还要看一看，他们不轻易放弃他们的良好的英语基础。而我一心向往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追赶着最新的时尚。谁又能知道，若干年后俄语的衰落。看来，世间任何事情，以政治气候作为选择的依据，难免象股市行情那样，要有一些大涨大跌。但是，我良好的俄语基础还是可以派上一些用场。四十年后，我还可以为大连轻工业学院基础部拟晋升副教授的老师们评阅俄语试卷，也不得不是一个奇迹。
高中时代，在学业方面的训练是坚实的。为以后我研读科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我学会了游泳。在合肥城市的东面，有一条大河，可能是东淝河的一条支流。水面不是很宽阔，我们有五、六个要好的高中同学，经常去游泳。我在这里学会了“狗扒式”，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游泳的姿势，两只手在身体两侧奋力扒水，两只脚轮流向下打水。这种原始的游泳技术虽然不可能给我的一生代来辉煌，但却在我人生的若干命运点上发生了作用。1960年8月，我已经在辽宁大学工作两年，奉上级指派，我正在准备到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参加一个高校教师暑期进修班。但是，八月上旬，沈阳部分地区发生水灾，辽宁大学要组织一个抢险队奔赴灾区。要求会游泳的同志能够报名。也不知道是北方地区会游泳的人才太少，还是人们对洪水多少有些恐惧的心理。反正我是报了名，并且被挑中。于是我们一行十八个人代表辽宁大学乘坐水陆冲锋舟便出发了。我穿了一条游泳裤衩，披了一件破棉袄。面对一片洪荒，真有点“风潇潇，易水寒”的悲壮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次进修的机会，但却给了我人生一种难得的体验。人，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一点牺牲的，尽管这种付出不一定会有什么回报，甚至仅仅是一个黑色的幽默，但是，当你在总结人生的时候，它是一种经历，一种见证。
我的童年生活趣事，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喜欢我的童年！
记得有一次从乡下回来，刚入城区，父母就把我“丢”出了车子，说：“自己想办法回来，奖十块钱。”我为了那十块钱，笑得见牙不见眼地答应了，还挥了挥手帕说：“再见咯！”后来花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这时，天已黑了。我哭了，但当用那十元钱买了一大堆东西回家时，我才发现，那是值得的，并且，来之不易的东西更懂得珍惜。这就是我的童年，刺激，辛苦，值得。
在运动方面，我挺笨的，想学游泳，却怎么也学不会。
放暑假了，我又想学游泳了，几乎天天都去游泳池泡着。但也只敢，并只能在浅水池泡着，我觉得我还是学不会。我想放弃，但父母却还是天天把我“踢”下水。妈妈说：““学会了，这回奖你100元！”我听了，两眼马上发光了。哗！100块！那对童年的我来说，是无数个汉堡包啊！于是，我更努力地游，胆子也放开了，但不知为什么，蹬两下水，脚就总喜欢往地下贴，碰碰地面，心里才觉得踏实。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天，我还是没学会。
但当我换好衣服后，还是心存不甘，我握了握拳头，毫不犹豫地跳了深水池。
开始，我沉入了水里，咕鲁咕鲁地喝了几口水，很难受。于是我拼命划水，拼命划水，终于，头露出了水面。我松了一口气，身子却又往下沉！我的脚不到地了！我拼命打水，挣扎着。周围的人怎么都不救我呢？我会死啊！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只有靠自己了！”这时，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我想起来了，这是爸爸对我说的话。我回忆起来了，游泳的方法！于是我竭力镇定下来，不再害怕，划了几下水，渐渐地，手脚变得协调，离岸也越来越近了。
当我带着胜利的笑容猛然回首时，却发现父母不见了！我正诧异，这时，“哗”
的一声，水中冒出了两个头，吓了我一跳。是爸爸妈妈！原来，他们一直潜在我后面，连衣服也没脱……难怪没人来救我，其实父母一直在保护我啊！一瞬间，我心里暖和极了，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获得了比那100块还更贵重的东西。
听一起去的阿姨说，那一次，父母其实一直在后面跟着我，看着我的苦累，妈妈还心疼得偷偷掉眼泪呢……
我的童年，真是刺激、辛苦但值得！难忘我的童年，它给了我成长的勇气，更给了我亲情的动力。
我于1938年11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县采桑村林家祠堂。我的名字中的“林”字就与我的出生地有关。我的父亲当时在浙江省建设厅农业试验制造场当技正，相当于现在中级技术职称吧。他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属于我国为数不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的出生既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欢乐，又给我的父母增加了麻烦。在动荡漂泊的生活中，我们家由浙江省迁移到了江西省，又由江西省搬到黄山脚下的安徽省屯溪市。我的正规教育就是在这里开始的。1943年春天，我的母亲领我到一所小学参加插班面试，在此之前，我已学习过一些算术和认识一些汉字。老师拿出一本课本，指着一个正在测量身高的小学生的图形，问我压在小学生头上的标尺是什么？那时我还从未接触过测量身高的问题，真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好在我还有一些空间想象能力，就回答说：那是一个蒸笼板子。“蒸笼板子”是我儿时半江西、半安徽的一个方言，意指我的母亲偶而做北方面食时，使用的一个揉面板。老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却由惊恐转而大哭起来。
1944年秋天，我的父亲已任安徽省徽州农业职业学校校长。我也在学校的所在地绩溪县孔灵镇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我不敢断言徽州这片土地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是，我在徽州的时候，起码日本人没有占领这里。徽州是胡适博士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故乡。在抗日战争时期，徽州是个小后方，这里聚集了一拨文化人。例如，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小霞女士当时就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里教授分析化学。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太小的原因，我在孔灵小学里学习了什么功课，有多大的长进，今天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学期结束，我却得到第三名奖学金。象今天通行的小红包一样，厚厚地一叠钱装在一个信封口袋里。母亲张罗着，让我用这些钱买香烟送给外祖母和爸爸。我喜欢买几本难得见到的图书。
孔灵地区的周边，基本上是农村地区，我的童年生活也就充满着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跟随母亲和姐姐到菜地摘豇豆，到河浜洗衣服，路边道旁突然窜出一只灰色的小兔，对儿童心灵的震撼。人类在扩展，森林在退缩，这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至今还难以忘怀。在孔灵宽阔的原野里，我和弟弟时常仰望着星空，放声歌唱，当时有一首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最后一句是：“胜利就在明天”。我和弟弟已经反复唱过多次了。然而，1945年8月14日那天晚上的歌唱，仍然使我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激动不已。因为，1945年8月15日就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我们曾为明天歌唱。这一方面反映了孩子的天真，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大自然和祖国的热爱，已经深深印入童年的心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家由孔灵搬到绩溪县城。我也转到县城一所正规的小学学习。然而，在转学的入学考试上，我却出了一次洋相。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写了四个字：我的爸爸。那时，我在乡村小学还没有学习过作文，我以为是个造句，拿过来不加思索，大笔一挥，添上了三个字，变成“我的爸爸会拍球”。交上卷后，我看见老师十分惊讶。幸好老师没有太为难我，大约我的算术成绩还可以。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小学四年级学习生活。
1946年9月我们全家由绩溪县迁往安庆市，我也考入安庆市简师附小学习。比起许多生活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同龄人，我是十分幸运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内战与动乱的影响，1948年7月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初中升学考试，对我来说有一定的戏剧性。我先是报考在同一城市的怀宁一中，未能录取。后来又报考名声很大的安徽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据说有一千多人报考，我被录取在第52名。那时，我的父亲在安徽大学当教授，按理说我们家中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中上等。但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们家的生活似乎很少有小康的时候。为了买一本初中英语教科书，父母亲让姐夫卖掉家里的一只小座钟，得到七块钱。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时常想：这本英语书是小座钟换来的。在解放战争的风风雨雨中，我和我们家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父亲在解放前夕，曾经担任过安徽大学护校委员会副主任，并且和进步学生有过一些往来，所以我们家在解放初期还比较好过。父亲在安徽大学每月可以领到800斤小米，并且还当了安庆市人民代表。但是，这些小米并不能替代所有生活中的一切必须。我们家在十字街口，摆了一个摊位，卖出一部分小米，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看摊卖小米这个事情，就由小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我来做了。这是我第一次直面对社会，面对市场，似乎领悟到某种灵感，对我一生以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意义。
二、青少年时代
初中一、二年级自然科学的学习，我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者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也许那个时代太动荡了。许多人都静不下心来，这也影响到我们少年儿童。那个时候我只是愿意整天玩耍。在五外公曹自晏教授的影响下，我的母亲曾教我背颂过经文。但是，我没有我的大母舅、二母舅那么幸运，我的经文只读到大学中庸，还没有读到论语，古文就不时兴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单纯的技术观点加上近代文明的冲击，五、六十年代后又多次受到批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产生了一种对政治活动朦胧的兴趣。我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竞选到少年儿童队副中队长。那是一种普遍的海选，类似于今天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没有宗族、姓氏、民族文化等背景。但是，小朋友圈子总是有的。解放初期，初中有许多政治活动。1949年冬天，我们这些初中生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办冬学，在城市办冬学，基本上是沿用老解放区农村的做法，逐家逐户动员小孩和老年人去参加学习。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学到了那些知识。但是，在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却得到了一张“宣传负责，深入群众”的评语。有了参加冬学活动的评语，可以代替学生的寒假作业。可是，我觉得这张评语似乎更值得珍藏。于是，补做了寒假作业，交了上去。我的语文基础并不好，可是，我的作文居然得到多次优秀的评语。大约标语口号比较多，用词也比较新的缘故吧。毕竟那个时代我太年青幼稚了。这是我第一次吃政治饭。我以后才逐渐懂得：政治是一种人际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事的。
1950年父亲离开了大学，到国营蚌埠酒厂去当厂长。我们全家也由安庆经芜湖到蚌埠，由于当时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我们全家在合肥滞留长达二个多月，等到秋天洪水退去，蚌埠市各个公立学校早已开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到私立崇正中学去插班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有很好的师资和教学力量。特别是英语教学水平很高。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惜，我们都没有超前的预测能力。在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浪中，我们这群娃娃，错误的认为：抵制学习英语，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就是热爱祖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堂练习，老师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表演一段英语节目，我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乘机大做鬼脸，也不好好练习，引起哄堂大笑。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帝的英雄。又有一次，举行全市的抗议活动，学校组织化装游行，让我扮演纸老虎，于是我就套上一张布制的老虎皮，在地上连滚代爬，装做一副狼狈相。我们的语文课杨老师，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老师，我们最愿意听杨老师讲故事。他讲的阿拉斯加北方淘金冒险的故事，至今还令我神往。他经常有些作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我们班排演的歌剧“小放牛”，就是杨老师为配合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而写的一个作品。其中，有一个浪漫情节，讲述了青年朦胧爱情的故事。有句歌词：“小邓送郎去当兵，……”。我们就当着我们班级男、女主角扮演者的面，不分地点场合，反复的唱，瞎起哄。后来，我们的这位男同学，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真的投笔从戎，参军参干去了，而那位女同学却不知去向。我们很少读书，经常开会，有各种社会活动。总之，在那个时代，我们时时付出，不断作出牺牲。我们都是常人，不可能超越我们的时代。只能跟随着时代前进。
三、奋斗吧！人生的起点
1951年暑假，我们全家搬到了省城合肥，这年秋天我考入了合肥高中。这是一所有名的中学。合肥高中的前身是合肥小书院。后来我们才知道，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就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我也仿佛佛振心灵，学习大有长进。记得高中毕业数学考试的成绩，是三角和代数俩科成绩的平均，我仍然得了100 分。在校园环境中，我是一个不安定份子。当时的外语学习，允许在英语和俄语中任选一科，在老师宣布3秒钟后，我就写了“俄语”二字，还和其他相好的同学打招呼。果然，我如愿以偿。比起一些稳健的同学，他们还要看一看，他们不轻易放弃他们的良好的英语基础。而我一心向往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追赶着最新的时尚。谁又能知道，若干年后俄语的衰落。看来，世间任何事情，以政治气候作为选择的依据，难免象股市行情那样，要有一些大涨大跌。但是，我良好的俄语基础还是可以派上一些用场。四十年后，我还可以为大连轻工业学院基础部拟晋升副教授的老师们评阅俄语试卷，也不得不是一个奇迹。
高中时代，在学业方面的训练是坚实的。为以后我研读科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我学会了游泳。在合肥城市的东面，有一条大河，可能是东淝河的一条支流。水面不是很宽阔，我们有五、六个要好的高中同学，经常去游泳。我在这里学会了“狗扒式”，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游泳的姿势，两只手在身体两侧奋力扒水，两只脚轮流向下打水。这种原始的游泳技术虽然不可能给我的一生代来辉煌，但却在我人生的若干命运点上发生了作用。1960年8月，我已经在辽宁大学工作两年，奉上级指派，我正在准备到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参加一个高校教师暑期进修班。但是，八月上旬，沈阳部分地区发生水灾，辽宁大学要组织一个抢险队奔赴灾区。要求会游泳的同志能够报名。也不知道是北方地区会游泳的人才太少，还是人们对洪水多少有些恐惧的心理。反正我是报了名，并且被挑中。于是我们一行十八个人代表辽宁大学乘坐水陆冲锋舟便出发了。我穿了一条游泳裤衩，披了一件破棉袄。面对一片洪荒，真有点“风潇潇，易水寒”的悲壮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次进修的机会，但却给了我人生一种难得的体验。人，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一点牺牲的，尽管这种付出不一定会有什么回报，甚至仅仅是一个黑色的幽默，但是，当你在总结人生的时候，它是一种经历，一种见证。
我的童年生活趣事，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喜欢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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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2-17
眼中钉 眼中钉 ( yǎn zhōng dīng ) 【解 释】 比喻心中最厌恶、最痛恨的人。 【出 处】《新五代史·赵在礼传》：“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事例】我们娘儿俩今儿一齐死给他看，替他拔去～，肉中刺，好等他们来过现成日子。 ★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二回【典 故】 “眼中钉”人们常用其来形容极为仇视的人。提起这个词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新五代史·赵在礼传》记载：赵在礼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任宋州（今河南商丘）节度使。他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而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百姓受尽欺压，十分痛恨他。当他被罢免时，宋州人奔走相告，相互祝贺：“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传说，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尚在朝中，丁谓深知寇准为官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坏事被他拿住把柄，引发后患，就千方百计地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后来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丁谓所为，被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出现了一首民谣。歌中唱道：“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歌中的“丁”，指的就是丁谓。于是，“眼中丁”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到后来，“丁”又演变成“钉”。
参考资料：眼中钉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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