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翻译是孤独的职业
刘晋锋
从卡夫卡开始
编辑提示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读书人在旧书摊寻觅1979年的《世界文学》，因为在当年的第一期，这本杂志刊出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说这本书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深深影响了几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有一本书，我现在找不到了，是我和施咸荣等4个人合译的《在路上》，不是署我们的本名，所以看不出是谁译的，这本书当时在“文革”期间是作为内部书出版。
“文革”的时候外国文学都没法出了，老是出一些阿尔巴尼亚、朝鲜的书，没有什么味道。不过可以出一些内部书，说是给领导和有关方面参考的，我后来听说，好多人都受到这些内部书的影响。
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要出一批书，他们找我咨询意见。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知道卡夫卡在外国很受重视，我们国家搞德语的翻译家却都没听说过他，甚至包括冯至当初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卡夫卡还不为人知，他是从英国开始流行起来的。我对上海译文说：“要译就译卡夫卡。”
结果出了六本卡夫卡的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其中一本就包括比较有名的《变形记》，改革开放后，很多青年作家说他们文革时在父兄那儿看到过这本书。
到了《世界文学》复刊的时候，我请我学德语的太太从德文版给我重新校对了一遍《变形记》，好像发表在《世界文学》的第一期吧，没想到它在青年人中反响那么大，他们说很受震动，想不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也看过一些作家的作品，看得出来是受了卡发卡的影响。
对于卡夫卡的写法，我倒并没有像他们那样惊奇，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介绍西方文学，之前已经看过很多英美的作品。后来我就不翻译卡夫卡了，他只是经过我的手从西方引进来，而卡夫卡的作品还是应该由学德语的人来翻译。
差点翻译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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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李文俊还翻译过海明威，在那个重建文化基础的时代，翻译任何一位大家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李文俊大概不会一直翻译他，就个性而言，海明威未免过于喧哗。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但要求我先试着译几千字给他们看，可见我当时地位不高。
海明威是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可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不大介绍海明威，因为他的书里面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有些看法，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这个原因影响海明威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我与上海译文签订合同后就开始着手翻译……那时候有一位老领导，他的一个学生突然写信给他，请求他帮忙出版自己翻译的《丧钟为谁而鸣》，这个人本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被打成右派的期间翻译了这本书，而他以后也再没有进入翻译圈子。
这位领导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转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方面觉得不好驳他的面子，把信转给我，问我该怎么办？虽然我已经翻译了几万字，但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我又何必破坏呢？我就跟上海译文取消了合同，不再继续。
如果当时我翻译完了那本书，以后翻译什么我也说不准，说不定我就会继续翻译海明威呢？但那时候的观念和现在不一样，不译就不译吧，我也没有要求赔偿，几万字就算是白译了。
与福克纳心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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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摩西》里面有一个短篇《熊》，李文俊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它，读者可以从中感到李文俊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译者往往比评论家更熟悉，也更理解作者，在众口评说《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的时候，低调得多的《去吧，摩西》或许更能体现福克纳的精神。
福克纳这个人比较孤独，内心傲慢，就像一块孤独的礁石，任凭浪潮的冲击。他需要人去体会他的孤独，我能够与他心灵相通，或许是因为我也是那种要在心灵里为自己保留一块干净的地方的人吧。
其实，翻译是很孤独的职业，一天只能翻译几百字，常常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长句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翻译也没什么和人家沟通的，在中国研究福克纳的人又很少。我是个孤僻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打成一片，觉得与人聊天浪费在礼仪上的时间太多了，宁愿看书。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小编辑的时候，就在外国期刊上看到过对福克纳的介绍，那时候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就是海明威和福克纳，国际上都知道海明威，但是中国对福克纳知道得比较少。1958年，我从福克纳的集子里选了两个短篇找人翻译——我那时候似乎还不够资格翻译福克纳。
翻译福克纳的作品之前，有人约我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我想：光说人家好，却不把他的作品给人看？所以我就开始翻译福克纳了。大家认为《押沙龙，押沙龙！》是他最难、最伟大的一本书，我把它译出来，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愿。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去吧，摩西》，福克纳的特点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
在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中，我曾经写信给钱钟书向他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不过虽然烦闷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以钱钟书的一贯作风，他对福克纳说些不恭敬的话，也不稀奇。
福克纳有他阴暗的一面。他到处跟人说他在当空军的时候给人从空中打下来，脑袋里还留存着子弹。其实他还没从军校毕业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这成了他的心病。福克纳个子很矮，但老爱装得很高，所以喜欢骑马，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
生活中的福克纳就像个滑稽演员，自负又可笑。他在书里面有时候装模作样地说出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显得很神气很雄壮，像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里的那种说话腔调。我虽然知道他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也只能给他原样译出来。
搞翻译就好像以前演小丑的人，在主人后面装模作样，主人在前面很威武的样子，你要学他，又得知道自己是在学。
《世界文学》五十年
编辑提示
李文俊说自己的一生平淡，但对读书界来说，《世界文学》却不是一本平淡的杂志，虽然今天的《世界文学》不再有当年的影响力，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表明最基本的文学积累已经在上一个时代完成了，今天的《世界文学》扮演的是一个更前沿的角色。
我这个人一生过得太平淡了，没有惊险；我是跟着《世界文学》一块成长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当初报考复旦新闻系是受了萧乾的影响，可是我考上时他已经离开了复旦，后来却在《世界文学》杂志社碰到了他——他到了《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做编辑部副主任。茅盾是主编，我记得他来开过会，是属于和大家见见面的意思。他穿一身纺绸“短打”，手执折扇，一双尖头黄皮鞋，反正看上去不大像是部长。
那时候每一个译者的东西我们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然后交给组长看，组长看了再给萧乾看，这就相当于改作业了。最后拿给译者本人看，等他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
有名的比如周作人、王佐良的稿子我都看过。开始我是看第一遍的，后来我就成了看第二遍、第三遍的，一点点往后挪——相当于从学生做到助教又变成教授。
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只能打打杂，领导不会把重要的翻译工作交给你，翻译也只是翻译次要的、薄一点的作品，譬如60年代我翻译过美国乡土作家加兰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出头，我们那时候且出不了头呢，你做一点事情就老说你有个人名利思想。等到我们刚开始要翻译一点东西的时候，“文革”又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排队到新华书店买世界名著，《世界文学》每期的销量也有三十几万。商业浪潮来到之后，《世界文学》的销量就慢慢地下滑，现在大家都去看《谁动了我的奶酪》那样的书了。
人物简介
李文俊
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多年在《译文》与《世界文学》工作。1988—1993年任《世界文学》主编。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主任。著有《美国文学简史》（合作）、《妇女画廊》、《纵浪大化集》、《福克纳评传》、《寻找与寻见》等。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如《鸟雀街上的孤岛》、《我爱你，罗尼》，包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
记者手记
先生的夫人张佩芬同样是一位翻译大家，以翻译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作品而闻名。
因为翻译《押沙龙，押沙龙！》，先生把自己累垮了，发作了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张佩芬先生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她会担惊受怕，不理解她怎么那么平静。她回答说：着急有什么用呢？况且，人的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
张佩芬先生性情开朗，脸上几乎看不见皱纹，笑声仍如银铃般悦耳，我禁不住问她何以能保持如此年轻的心态？她说：“我有一个经验可以拿来给大家分享，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原本一直沉默不语地站在一旁的李文俊先生听到这句话之后，突然插话进来说：“这句话是外国的谚语。”佩芬先生怔愣住：“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许是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呢？”文俊先生却“毫不留情”，不依不饶地说：“肯定是外国的谚语，要是去查，一定可以查得到。”
我问文俊先生是否常与夫人合作？他说：“不，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她一点都不崇拜我！”
刘晋锋
从卡夫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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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读书人在旧书摊寻觅1979年的《世界文学》，因为在当年的第一期，这本杂志刊出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说这本书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深深影响了几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有一本书，我现在找不到了，是我和施咸荣等4个人合译的《在路上》，不是署我们的本名，所以看不出是谁译的，这本书当时在“文革”期间是作为内部书出版。
“文革”的时候外国文学都没法出了，老是出一些阿尔巴尼亚、朝鲜的书，没有什么味道。不过可以出一些内部书，说是给领导和有关方面参考的，我后来听说，好多人都受到这些内部书的影响。
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要出一批书，他们找我咨询意见。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知道卡夫卡在外国很受重视，我们国家搞德语的翻译家却都没听说过他，甚至包括冯至当初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卡夫卡还不为人知，他是从英国开始流行起来的。我对上海译文说：“要译就译卡夫卡。”
结果出了六本卡夫卡的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其中一本就包括比较有名的《变形记》，改革开放后，很多青年作家说他们文革时在父兄那儿看到过这本书。
到了《世界文学》复刊的时候，我请我学德语的太太从德文版给我重新校对了一遍《变形记》，好像发表在《世界文学》的第一期吧，没想到它在青年人中反响那么大，他们说很受震动，想不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也看过一些作家的作品，看得出来是受了卡发卡的影响。
对于卡夫卡的写法，我倒并没有像他们那样惊奇，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介绍西方文学，之前已经看过很多英美的作品。后来我就不翻译卡夫卡了，他只是经过我的手从西方引进来，而卡夫卡的作品还是应该由学德语的人来翻译。
差点翻译海明威
编辑提示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李文俊还翻译过海明威，在那个重建文化基础的时代，翻译任何一位大家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李文俊大概不会一直翻译他，就个性而言，海明威未免过于喧哗。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但要求我先试着译几千字给他们看，可见我当时地位不高。
海明威是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可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不大介绍海明威，因为他的书里面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有些看法，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这个原因影响海明威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我与上海译文签订合同后就开始着手翻译……那时候有一位老领导，他的一个学生突然写信给他，请求他帮忙出版自己翻译的《丧钟为谁而鸣》，这个人本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被打成右派的期间翻译了这本书，而他以后也再没有进入翻译圈子。
这位领导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转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方面觉得不好驳他的面子，把信转给我，问我该怎么办？虽然我已经翻译了几万字，但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我又何必破坏呢？我就跟上海译文取消了合同，不再继续。
如果当时我翻译完了那本书，以后翻译什么我也说不准，说不定我就会继续翻译海明威呢？但那时候的观念和现在不一样，不译就不译吧，我也没有要求赔偿，几万字就算是白译了。
与福克纳心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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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摩西》里面有一个短篇《熊》，李文俊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它，读者可以从中感到李文俊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译者往往比评论家更熟悉，也更理解作者，在众口评说《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的时候，低调得多的《去吧，摩西》或许更能体现福克纳的精神。
福克纳这个人比较孤独，内心傲慢，就像一块孤独的礁石，任凭浪潮的冲击。他需要人去体会他的孤独，我能够与他心灵相通，或许是因为我也是那种要在心灵里为自己保留一块干净的地方的人吧。
其实，翻译是很孤独的职业，一天只能翻译几百字，常常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长句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翻译也没什么和人家沟通的，在中国研究福克纳的人又很少。我是个孤僻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打成一片，觉得与人聊天浪费在礼仪上的时间太多了，宁愿看书。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小编辑的时候，就在外国期刊上看到过对福克纳的介绍，那时候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就是海明威和福克纳，国际上都知道海明威，但是中国对福克纳知道得比较少。1958年，我从福克纳的集子里选了两个短篇找人翻译——我那时候似乎还不够资格翻译福克纳。
翻译福克纳的作品之前，有人约我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我想：光说人家好，却不把他的作品给人看？所以我就开始翻译福克纳了。大家认为《押沙龙，押沙龙！》是他最难、最伟大的一本书，我把它译出来，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愿。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去吧，摩西》，福克纳的特点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
在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中，我曾经写信给钱钟书向他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不过虽然烦闷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以钱钟书的一贯作风，他对福克纳说些不恭敬的话，也不稀奇。
福克纳有他阴暗的一面。他到处跟人说他在当空军的时候给人从空中打下来，脑袋里还留存着子弹。其实他还没从军校毕业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这成了他的心病。福克纳个子很矮，但老爱装得很高，所以喜欢骑马，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
生活中的福克纳就像个滑稽演员，自负又可笑。他在书里面有时候装模作样地说出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显得很神气很雄壮，像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里的那种说话腔调。我虽然知道他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也只能给他原样译出来。
搞翻译就好像以前演小丑的人，在主人后面装模作样，主人在前面很威武的样子，你要学他，又得知道自己是在学。
《世界文学》五十年
编辑提示
李文俊说自己的一生平淡，但对读书界来说，《世界文学》却不是一本平淡的杂志，虽然今天的《世界文学》不再有当年的影响力，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表明最基本的文学积累已经在上一个时代完成了，今天的《世界文学》扮演的是一个更前沿的角色。
我这个人一生过得太平淡了，没有惊险；我是跟着《世界文学》一块成长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当初报考复旦新闻系是受了萧乾的影响，可是我考上时他已经离开了复旦，后来却在《世界文学》杂志社碰到了他——他到了《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做编辑部副主任。茅盾是主编，我记得他来开过会，是属于和大家见见面的意思。他穿一身纺绸“短打”，手执折扇，一双尖头黄皮鞋，反正看上去不大像是部长。
那时候每一个译者的东西我们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然后交给组长看，组长看了再给萧乾看，这就相当于改作业了。最后拿给译者本人看，等他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
有名的比如周作人、王佐良的稿子我都看过。开始我是看第一遍的，后来我就成了看第二遍、第三遍的，一点点往后挪——相当于从学生做到助教又变成教授。
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只能打打杂，领导不会把重要的翻译工作交给你，翻译也只是翻译次要的、薄一点的作品，譬如60年代我翻译过美国乡土作家加兰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出头，我们那时候且出不了头呢，你做一点事情就老说你有个人名利思想。等到我们刚开始要翻译一点东西的时候，“文革”又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排队到新华书店买世界名著，《世界文学》每期的销量也有三十几万。商业浪潮来到之后，《世界文学》的销量就慢慢地下滑，现在大家都去看《谁动了我的奶酪》那样的书了。
人物简介
李文俊
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多年在《译文》与《世界文学》工作。1988—1993年任《世界文学》主编。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主任。著有《美国文学简史》（合作）、《妇女画廊》、《纵浪大化集》、《福克纳评传》、《寻找与寻见》等。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如《鸟雀街上的孤岛》、《我爱你，罗尼》，包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
记者手记
先生的夫人张佩芬同样是一位翻译大家，以翻译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作品而闻名。
因为翻译《押沙龙，押沙龙！》，先生把自己累垮了，发作了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张佩芬先生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她会担惊受怕，不理解她怎么那么平静。她回答说：着急有什么用呢？况且，人的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
张佩芬先生性情开朗，脸上几乎看不见皱纹，笑声仍如银铃般悦耳，我禁不住问她何以能保持如此年轻的心态？她说：“我有一个经验可以拿来给大家分享，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原本一直沉默不语地站在一旁的李文俊先生听到这句话之后，突然插话进来说：“这句话是外国的谚语。”佩芬先生怔愣住：“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许是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呢？”文俊先生却“毫不留情”，不依不饶地说：“肯定是外国的谚语，要是去查，一定可以查得到。”
我问文俊先生是否常与夫人合作？他说：“不，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她一点都不崇拜我！”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8-02-09
李文俊
李文俊
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李文俊
1930年生，著名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主要包括福克纳作品多部，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伯内特的三本代表作《小爵爷》、《小公主》和《秘密花园》是其近年来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心血译作。
李文俊
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李文俊
1930年生，著名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主要包括福克纳作品多部，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伯内特的三本代表作《小爵爷》、《小公主》和《秘密花园》是其近年来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心血译作。
第2个回答 2008-02-09
李文俊
1930年生，著名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
1930年生，著名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译有美英文学作品多种.
第3个回答 2008-02-09
是一个人 而且是男人!对不?
第4个回答 2008-02-06
中国重名的人士太多了
不知你找到的是？
祝你新春快乐！
不知你找到的是？
祝你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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