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以翻译福克纳为人熟知，以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但凡一提到福克纳，马上就会想到李文俊，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标签。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施咸荣等四人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文革”期间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还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更少有人知道他还翻译过海明威。“‘文革’结束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人翻译，且被某领导推荐给了出版社，自己的译稿只好就此‘搁浅’。”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让他阴差阳错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文俊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词句，来形容自己当初选择福克纳的“壮举”，因为他深知自己面临的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而且1979年前后，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
从 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李文俊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大概总有两年，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被普遍认为最难译的《押沙龙，押沙龙！》，对他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他说: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李文俊拣起此书。花了三年时间，68岁的他终于翻译完这部作品，也因此累垮，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医院。
翻译福克纳的艰辛，也让李文俊对翻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他看来，翻译外国文学的最大难题是:跨越两种文化的间隔，要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出现时，仍能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把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还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图。
身体康复后的李文俊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一些偏于轻松的东西，如塞林格的《九故事》、儿童小说《小公主》、《小爵爷》等，译得最过瘾的是和已故翻译家蔡慧合译的《爱玛》，还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引用一位美国诗人的诗句“行人寥落的小径”，李文俊说:在一个分叉的路口，选择一条路走下去，不管是否还有更便捷的路，他都选择坚守在翻译第一线，最终抵达一生极力追求的人生境界。
